从“悲剧”诸问题看文学理论的社会特质

万晓高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在回顾当代(1949年至今)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史时，我们无法回避一个现象:建国60年来，我国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虽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总体上前30年我们多是照着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说，后30年我们又几乎把欧美近百年的文学理论照说了一遍。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为何相对较少有极具原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呢?这有很多原因，如把文学理论意识形态化，将其视为在精神文化领域进行社会整合的有效武器;或把某种文学理论绝对真理化，桎梏了对文学理论的多维探究;或把文学理论工具化，将其简单等同于研究文学的具体方法，如叙事学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它们多以“最新方法”的形态被引入了中国文论界;在服膺欧美方法技术含量的同时，自我创新的信心大幅减弱，渐而对外国理论界产生了依赖心理，表现为“理论热”过后外国理论界冷寂了，而我们也多“失语”了;理论创新较缺乏自觉，自我问题意识比较淡漠，近60年来，我国不少文学理论论著在不同程度上停留于对外国理论的阐释和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受重视程度较低;由于各种历史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我国当代不少学人过于急功近利，定力不足，较缺乏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所需要的耐心和韧性;现代学科形态的文论研究在中国尚处于“学习”阶段，具有原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理论成果的出现仍需时日;中国文学、文化的当代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渠道仍较有限，制约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国际话语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