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打扮”的王安石

晏建怀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失败了，比之前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输得更彻底、更悲壮。但奇怪的是，变法失败后，士大夫们不去权衡变法利弊，不去总结变法得失，也不从国家发展大局去校短量长、拾遗补阙，而多是对王安石个人进行嘲弄和攻击，他们或从形象、习惯入手，或从性格、经历着笔，给王安石贴上了一系列神神道道和稀奇古怪的标签。

宋人正史或野史，连篇累牍地围绕王安石的外貌做文章，或说其“虎头牛耳”，或说其“脸孔黧黑，肤理如蛇皮”，或说其“目不停转，视物如射……”苏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衣垢不浣，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奸论》一文，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着邋遢，形象猥琐，似张飞而多狡诈，似钟馗而少忠义，这就是宋朝士大夫们描绘的王安石的形象。

王安石任相期间，光禄卿巩申趋炎附势，削尖脑袋走宰相的门路，既不献诗，也不念经，却别出心裁地以“放生”的方式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他都恭恭敬敬地磕头祷告“愿公一百二十岁”，如此反复，极尽巴结之能事。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从官）竟然割股进献，以致远近骇笑。有好事者便以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虞候为县君（古代妇人封号）割股，大卿为丞相放生。”还有一事也与作诗有关。王安石的儿子王雾，才华横溢，志存高远，20岁前就已著书数万言，真可谓虎父无犬子。国子监官员范镗为讨好宰相，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把他们父子的才学喻为孔子，能力喻为周公。王安石看后特别高兴，竟大言不惭地说：“此人知我父子！”

这两个故事嘲笑的不是巩申和范镗的阿谀奉承，而是身为国家重臣的王安石，面对肉麻的马屁时那种洋洋自得的样子，于是，王安石落下了好谀喜谄的恶名。其实，仔细观察王安石的为人、为文、为政，他虽然生活中不拘小节，言语间好发高论，改革上大刀阔斧，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以支持与反对改革为选人用人的唯一标准），的确有常人不能理解与容忍的一面，但说他陶醉于阿谀之词，狂妄到是非不分，显然不符合实情。

王安石患有气喘病，药方中有一味紫团参（紫团山人参），到处都买不到。恰逢薛向自河东任职归来，手头正好有紫团参，便送了几两给王安石。薛向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与热情参与者，是王安石的“自己人”，可王安石坚决不受，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紫团参，不也活到了今天吗？”可见他也有洁身自好、不随便收受他人之物的一面。

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还把王安石刻画成一副小人相。据说王安石从小好学，刻苦上进，但他长相难看，皮肤似蛇皮。因此他的八舅非常讨厌这个丑陋的外甥，看到他那么刻苦地学习，便嘲笑说：“行货（加工不精细的器具、服装等商品）亦欲求售耶？”嘲笑他是“次品”，断言他没出息。后来，王安石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了进士，便回了一首诗给这位瞧不起自己的舅舅说：“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这个故事颇有杜撰之嫌。王安石饱读诗书，在学问上堪称旷世大儒，以其学识和修养来说，中了进士内心再高兴，也不至于得意忘形如小人一般，何况以王安石的才学，也不会把诗写得如此低俗吧？

王安石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但他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国家弊病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会伤筋动骨，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及时化解矛盾，终于犯了众怒。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对国家的忠诚，但一旦利益被侵犯也会刺猬般反戈一击，编段子、传谣言不过是他们千万报复手段中的一种而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王安石因而被涂抹成了如此不堪的模样。至于像《师友杂志》借谏官陈瓘之口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介甫（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则纯粹是诋毁谩骂之言，毫无趣味可談了。

文人喜欢渲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常常言过其实。反对变法，就连他的才学、德行都一律抹杀，这是有悖于事实与真理的。当然，文人中间也有客观公正的人，像诗人黄庭坚，虽然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对王安石本人却是欣赏而敬佩的，他曾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这是对王安石非常恰当的评价。

编 辑/晓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