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范畴的性质新探

万晓高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一个研究领域或一门科学中的基本范畴，体现着人类对该领域认识的水平，也将会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而逐步丰富、精确及更新。［1］悲剧理论的范畴便是如此。在西方悲剧理论史中，亚里斯多德最先定义了原始性的“悲剧”概念，此后一直到黑格尔，西方学者的悲剧研究多涉及悲剧的情节、结构、主人公，以及悲剧引起的效果等论题。19世纪后期，尼采突破了传统西方悲剧理论研究的模式，从悲剧精神出发来探讨悲剧的产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乌纳姆诺从“生命悲剧意识”的角度，立普斯、帕克特别是伽达默尔从接受主体的角度探讨了悲剧的产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雷蒙德·威廉斯、曼费雷德·普菲斯特和特雷·伊格尔顿，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邱紫华、张法、周安华等中外学者，从悲剧性作品的特征、审美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出发，探寻悲剧性作品如何通过多种艺术手段，揭示人的生存和追求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生存悲怆性。此前的悲剧理论研究呈现出如下变化趋势:在研究的具体对象上，从悲剧戏剧扩展到悲剧性作品，但尚未涉及各类社会文本;研究路径上，从仅囿于艺术文本走向文本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多向并举，但较少涉及具体语境;研究目的上，从对“悲剧”“本质”的探寻到对“悲剧性”也即“悲剧感”如何产生的探讨，但系统性较差。现实生活中，20世纪中叶后，“悲剧性”愈来愈明显地脱离了与戏剧、文学、审美和高贵的联系，频频被用来表达人们对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广泛人类生活的各种悲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