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焯对《汉书》的接受

仇利萍（四川大学 古籍研究所，成都 610064）

借鉴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史学”这一观点，强调各时期读者的认知实践在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改变以往史学史研究只关注史学家及其史学著作的片面性，以全面揭示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事实上，史学本身是一门现实性极强的学科，史学家在记载历史的同时，没有放弃它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可被称为“史学的潜在价值”。[1]同样，我们今天研究史学史，也必须注意历史上的史学家及其著作中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所谓“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史学”，即是对史学这种潜在价值现实化的探求。不同时代背景下，读者对史著的撰述内容、撰述目的、撰述特点、史学思想等历史知识的“接受”状况、欣赏旨趣不同，他们在全面的认知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对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思考就是对这种潜在价值的实现。本文即从“接受”的角度，尝试对何焯的《汉书》研究作一探讨。

何焯（1661—1722），字屺瞻，号义门，学者称“义门先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康熙年间著名的校勘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精通经史，善于考订、校勘古籍，“手所校书，人争传宝”，[2]其对《汉书》的研究主要收录在《义门读书记》中。

《义门读书记》是何焯的读书札记，该书发正经义、评阅史书、阐释诗文，集中传达了他的治学思想。全书共58卷，前29卷评论经、史，后29卷评论诗文。其中有关《汉书》的部分收录在卷十五至卷二十，通过对此6卷中相关材料的梳理，笔者发现：何焯对《汉书》的“接受”，不仅体现为对文本的校勘、考证，也体现为透过文本对西汉社会现象的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