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公社”试验

胡雯雯

走出香港上环的工作室大门，王维仁发动了汽车，穿过繁华的街道，再穿过海底隧道，往香港新界一路飞驰而去。写字楼、住宅区、高架桥先后消失在视野中。公路两旁出现了农田、树林和货仓，然后是河流和村落。汽车缓缓驶入一条村道，停下了。“这是我手头一个很特别的规划项目，进行了两年多，现在还在继续。”王维仁对菜园村重建工程的介绍由此展开。

菜园村原本是一个有着150户居民的自然村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来自潮汕、闽南地区的移民定居到那儿。政府给他们发了临时耕作牌，盖了临时农舍，这一“临时”，就“临”了大半个世纪。

然而在2008年11月，村民们收到政府的通知，要他们在2010年搬走，原村则夷为平地，为广深港高铁腾出位置。由于并非香港原居民，他们无法获得政府的重新拨地，也没有权利再建村舍，只能“洗脚上楼”，住进公屋。但世代农耕劳作，是他们的生计之源；长期在绿色开阔的乡村生活，也让他们难以适应政府公屋的环境。

香港市民曾两度包围中环的立法会，要求政府搁置669亿高铁拨款申请，未果。但这两次抗议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菜园村也引发了全港市民的关注。

既然搬迁的命运无可更改，买地另建新村成了村民们最强烈的愿望。在知识分子、社运和环保团体的参与下，菜园村开始了一场富有探索意义的重建运动。

菜园新村的正式规划是2010年6月开始的。此前一年，先后有香港、内地、台湾的建筑规划师来考察过，但留到最后的只有王维仁建筑设计工作室。其间，地价一直涨，村民看中的地定了又换，跟政府申请复耕牌的过程更是曲折漫长。当初有89户村民要搬迁，最后只有47户搬到了新村。

“我们是作为顾问的角色参与的，村民才是主体。因此在着手规划前，我得先‘让子弹飞一阵子。”王维仁说的子弹，是村民们的不同意见。“我们给村民发了调查表，又带着学生去调研，了解旧民居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把所有人的房屋结构、成员构成、空间使用模式等画了下来，再分析和汇总出三种主要房型，因为没有承包商愿意给每家量身定做。”

村民对测绘分析图能看得多明白，他们不清楚，但是每张都给他们看过，并且一起讨论。这一讨论就是8个月，大大小小的说明会，开了起碼有30多次。环保建筑材料，废水循环利用系统，房屋构造原理，这些原本跟村民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都在这段时间让他们集中恶补。跟厂商和施工方的会议，居民们同样参与。

从建筑布局上看，菜园村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村落。它没有岭南村落的斜屋顶、窄门高屋、锅耳山墙，邻居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属于散村性质。但是，设计师从旧民居里还是发现了一些传统特色，比如三开间的空间关系（广东房屋特色之一，中间是个堂屋，左右两边各有一间房，一厅两室）；又比如村民除了居住的家，还有耕寮（储放农用工具的小仓库），它和房屋一起围合成了院落；它们之间搭上凉棚，又变出连廊，形成了室内外的过渡空间。这些富有庶民智慧的特色，王维仁都保留了下来。

王维仁工作室的架子上，摆着最后定稿的3种房屋模型。ABC各具特色：三开间式；长方形中间有天井式；四四方方式。房屋模型旁边，堆放着他们印制的彩色《居住完全手册》，也就是房型说明书。户主带回家后，跟老婆商量、跟儿女商量、跟祖母商量，还要打电话跟亲戚朋友讨论。

每到约好的周末，村民们会一起出现在港岛上环的王维仁工作室，来个“集体问诊”。“就像看病一样，一家接一家地单独讨论方案，这样既保证了独立性，又让他们相互了解。比如，我和这家讨论房子要怎样摆放时，他的邻居在后面听出了问题，会跑来插一句：这样不行，你会挡到我家的采光。那么问题当场就可以协调……”

像这种大的“集体问诊”，南北中每区的村民都安排了3次，后来还给每家单独加了6次以上。到最后，3种基本房型发展出47种变调来，每家每户都有了独立的小模型。他们自己选择间隔、外墙颜色、院落组合，以及是否在屋顶植草降温，建太阳能热水炉、活动室遮阳板等。每户在屋前有私人耕地，闲时可在屋旁大树下乘凉。

比设计村屋更复杂的是村落的规划。

菜园新村最后买下的地块，位于锦田区的八乡。它从大帽山脚延伸下来，狭长且古怪。一条溪流从上到下贯穿，灌溉两边的田地，最后流到村头的鱼塘。鱼塘在村民的强烈呼吁下保留下来作为生态储水池。地块两头的大片龙眼树，村民们原先想统统砍掉变成耕地，但后来被规划师们说服，全部留下。“这块土地，中间是比较闷热的，我们要考虑微气候的调整，多保留些绿荫。”新村夏季常吹西南风，所以村屋都坐东北向西南，争取每个房间两面有窗，面对来风方向，这样夏季便有穿堂风流过，可以减少空调的使用。

村道一侧设置了生态滤水渠，集中每户雨水池排出的灰水，再流入村南村北的生态储水池。由于雨水比较洁净，这段露天水渠可以成为村里的自然景观。灰水的过滤杂质和黑水（含人畜排泄物的污水）一起，则进入有机堆肥系统，灌溉村内的公田。

由于村子地形狭长，从头走到尾要20多分钟，建筑师便把村子划分为南区、北区、中区，每区以五六户人家为单位，设置一些节点（比如交叉路口）和小广场，彼此相隔几百米，形成小的公共空间。

村民欧阳伯退休前开过巴士，原本打算开个修车铺。但与村民和重建组工作者反复讨论后，他和其他几家“有车族”接受了“车不入村”的想法。“既生态环保，又能节约用地”，因为不用设置停车位。

也有让村民不能理解的。为什么要有公共设施（比如土地庙、凉亭、小广场）？“拆迁的补偿款连盖房都不太够，哪还有余钱建这些？”但规划师们很坚持。王维仁认为：“既然是社区，一定要有些公共空间，不仅提供聚会交流的场所，还能增加认同感。经费不够，我们可以想策略。”

新村规划好了，村民于2011年8月搬进了建在未来耕地上的临时屋，期待着过完2012年春节，新屋尽快动工。刚入住临时屋几个月，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垦了屋前和附近的荒地，种上了有机蔬果。在未来构想中，每户村民会拿出自家土地的四成，作为集体所有的公田。这对于村民乃至整个香港来说，都是个大胆新颖的尝试。

公田制是村民跟热心支持的知识分子们共同构思的。在后者的理想中，集体耕种可分工合作，提升效率。王维仁甚至期望在公田旁边建公共厨房和食堂，一起做饭。“你可以把它叫做新生态人民公社。”

而对村民来说，集体所有制能否顺利实现是个疑问，毕竟它太理想化了。“在未来，也许我们还是每家分一块公田，各种各的。”但集体拥有制约了私人买卖土地的自由度，这对维持村子的稳定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