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洪
(泉州银行 规划发展部, 福建 泉州 362000)
作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独立董事制度在一开始就作为一种强制政策引入中国,这种非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及企业的反应是企业管理研究的热点。
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数量及比例的简单统计就能发现,作为对政策的反应或者说是满足监管要求,多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数量及比例以达到3人及1/3为限。而且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达到最低要求的年份都是在规定的时限年份。笔者以为这正好也反映了上市公司对监管的应付,这种非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在上市公司没有变迁动力的情况下强制产生,必然会遭到上市公司应付式的配合。
但是,作为理性的个体,上市公司在既定的事实面前最好的决策便是充分利用这一制度。既然引入独立董事是必需的,在一定的成本之下,最大化收益才是上策,那么,最符合公司利益的独立董事自然成为上市公司追逐的对象。而在这里,制度的异化得到了体现。
对大多数上市公司来讲,独立董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为多数公司所承认或接受的,他们当然希望独立董事能够“懂事”,因此,在安抚独立董事的条件下,这些公司必然会充分挖掘独立董事的“副作用”[注]当然,对这些公司来讲,这种副作用可能就是他们最大化收益的最大作用或者主要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