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历史交涉，多看看韩国

刘建平

名古屋市长的“南京大屠杀乌有论”事件正在呈现中日关系的大逻辑：3月7日，南京市官方对日本媒体表示：如果能够收回错误言论并道歉的话，两市关系“前景依然是美好的”。岂料，名古屋市长3月13日再次表示“不会收回言论”，断然拒绝南京的“美意”。

事实上，这种立场是受到日本舆论支持的，议题被控制在了是不是“可以否认”有屠杀平民的行为、大量屠杀是不是有技术和时间上的可能之类貌似学术求证、实无道义关心的层面。《读卖新闻》表示“很难共有历史认识”，《朝日新闻》虽然批评名古屋市长“考虑不周”，但也强调“要找到让中日双方都满意的魔杖是为至难”。一幅中国退而求次、日本得寸进尺的构图，并且名古屋市长的最后拒绝让南京市政府已无处可退。

这就是把中日关系的战后处理，从严肃的国际法、国际政治问题贬为“历史遗留问题”，而“历史遗留问题”又被敷衍为“历史学术”问题的后果。可以确信，即使名古屋市长下台，如果中国外交不能让日本政府以法纪约束其公职要员自肃，“南京人民的感情”就永远暴露在随时可能被“父亲说”、“爷爷论”之类“严重伤害”的威胁之下。面对地方政府无法为“南京人民的感情”负责的现实，国家外交就必须勇敢而严肃地、有知识并有能力地担当起推动日本政府真正尊重“南京人民的感情”之民族重托，而不是对地方措施或民间抗议表示什么“理解和支持”。

或许会有人反问：日本的右翼史观那么强，谁能推动日本政府真正尊重“南京人民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