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金瓶梅》的故事

●文 桑逢康

《金瓶梅》开创了描写家庭生活的先河，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故有其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但它毕竟过于淫秽了，其中性爱描写失之过于粗俗，而且大同小异，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陈词滥调。夹在里面的“诗云”之类更是落套而又俗不可耐。茅盾曾经批评《金瓶梅》、《肉蒲团》等小说“描写性欲而赤裸裸地专述性交的状态”，已经远离了文学本身，沦为“一是色情狂，二是性交方法──所谓房术”。因此之故，《金瓶梅》历朝历代均被列为“禁书”，然而愈“禁”它就愈是显得神秘，就愈是有人想要一窥其中的究竟。于是围绕《金瓶梅》就出现了不少我知道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线装全本《金瓶梅词话》过去曾在内部限量发行，两函二十册，没有删节，还带插图。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了《金瓶梅》的删节本，读者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出版社狠狠赚了一把。十年“文革”对教育与文化摧残极大，青少年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没有或很少阅读过古典文学作品，所以对《金瓶梅》里面的很多字认不得，对一些用词弄不懂含义。某位编辑老爷便趁机开起了私人“讲座”，采取“一对一”、“一对红”的单兵教练方式，利用书中淫秽的内容勾引并玩弄年轻女性。经检举受到批判时，此公居然还很委屈，他为自己辩解说：“我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就这一点嗜好，你们还不让吗？”业内同行愤慨之余，禁不住要笑掉大牙。

第二个故事。女星追逐衙内或衙内猎取明星历来司空见惯，但这样的婚姻往往是短命的。某位高干子弟和某女演员在法院打离婚官司，审理这一民事纠纷的法官，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正襟危坐，面沉似水，严肃得无以复加。那女的控告男方：“跟西门庆似的，动不动一上手就三百个回合，让我怎生受得了？”严肃的法官听到这里再也绷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嘴里叼着的烟卷儿喷到了审判席上。由此可见他也熟读《金瓶梅》，知道“回合”也者是指怎么一回子事！养尊处优的衙内们自然更擅长此道。顺便说一下：郁达夫当年曾赠给精于此术的男人一个英雄般的徽号，谓之“精力家”。从女方的控词来判断，那位高干子弟一定是响当当、硬邦邦、货真价实的“精力家”，但有人怀疑她提出的“理由”八成是另有所图的一种借口，因为离婚后不到一个月她就嫁到大洋彼岸去了，洋鬼子岂有弱不禁风光吃素的？

第三个故事。某图书馆里有全本《金瓶梅词话》，此类禁书除非经领导特批，一般是不允许借阅的。一位研究人员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弄了出来，把人文版《金瓶梅》删节的两万多字对照着全本辛辛苦苦抄了一遍，又复印了若干份送给最亲密的同事好友传观。回外地探亲时拿给老婆看，没想到竟被老婆告发了。那时正经的女人们都是把安娜·卡列尼娜骂作“破鞋”的，怎能容忍夫君将“破”上十倍有余的潘金莲夸成枕上一朵花？此事惊动了公安局，要给他扣上“贩黄”的罪名，幸亏单位领导保护，才以“内部批评”了结。真该千刀万剐的那两万多字差点酿成了一桩大祸，这位研究员以后逢人便“控诉”说自己“身边睡了个赫鲁晓夫”，最后同告发他的老婆离了婚。要说《金瓶梅》破坏婚姻，破坏家庭，此乃一桩实例。

以上三个故事都是我道听途说趸来的，只作一些简单的转述。第四个故事却和我本人有些关系。自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废都》、《上海宝贝》相继面世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成为人们经常谈论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见到有的作者仿效《金瓶梅》的榜样，写了淫秽内容还要自注“以下删除”了多少多少字；又有女作家热衷于“用身体甚至用下体写作”，所以我应邀在某所大学讲课时，就以《金瓶梅》和郁达夫的某些作品为例，谈及性爱描写应当遵循的尺度。记得那是一座相当大的阶梯教室，听讲的学生很多，我一开始对他们说：“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我想先做一点调查研究，请你们如实地告诉我：谁看过《金瓶梅》的？请举手。不要不好意思。”我以为看过的一定很少，没想到话音刚落，全场齐刷刷举起来的手简直犹如一片小森林，估计至少有80%的男女学生都看过。不过我还是相信即使看过也一定是删节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洁本，于是就笑着问了一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删节本吗？”

有几个学生立即纠正道：“不，是足本。”

这真让我有些出乎意料了，同时深感同他们相比自愧不如。我在上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只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过《金瓶梅》；“文革”期间有小道消息说毛主席提倡高级干部也读一读《金瓶梅》，我不管消息是真是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觅到了一部删节过的洁本大致看了一遍，对故事有所了解。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人文版《金瓶梅》删节本热销的时候，我从一位著名的红学家手里借了《金瓶梅词话》，也就是俗称的“足本”或“全本”。本打算认真拜读一番，可是那时正好有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长公主”和她的“驸马公”，他们硬是从我手里把《金瓶梅词话》转借走了，原说两三天即还，没想到过了两三个月，还不见有归还的意思。红学家却催讨甚急，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跑进“宫”里把书要了回来，并当即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交还给了红学家朋友。“全本”或“足本”的《金瓶梅》只在我手里过了一下，如云似烟，瞬即消逝，除了几幅插图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以后又过了好几年，才补上了这一课。

我在讲课中间着重指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充斥在《金瓶梅》中的性爱描写大都是失败的，只有第五十回西门庆与王六儿试用胡僧药一节有些意思。正如张竹坡评注的那样：“（西门庆）与六儿交合时必讲买卖，见六儿原利财而为此，西门庆亦止以财动之也。”这就揭露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大商人西门庆把性爱完全当作了一桩变相的金钱交易，从而使作品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性爱描写不应当是赤裸裸的、自然主义的描摹渲染，而应当是有思想内涵的，有社会意义的，大凡成功的作品无不如此。

我自以为讲得颇有道理，而且切中时弊。不料一个学生趁我讲述的空隙，插话道：“老师，现在谁还看《金瓶梅》呀，还不如看毛片儿！”全场一阵大笑。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课也没法再讲下去了，只好三言两语，草草收场。离开教室时不禁想道：“拿《金瓶梅》来说事儿，不是笨人对牛弹琴，就是蠢牛弹琴给人听，彼此都找错了对象！”至于我自己呢，不是笨人就是蠢牛，二者必居其一。

不过，那个性情直率、不藏不掖的学生虽然扫了我讲课的兴致，却激发起了我撰写此文的兴趣。因为根据我对一些作品的阅读和平日的观察，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淫靡之风特别盛行的时代：一个是产生《金瓶梅》的明万历年间，另一个恐怕就是看《金瓶梅》不如看毛片儿的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