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1)

何宇

苏轼说：“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的确，苏东坡的每个身份都被他完美地演绎着。作为文人，他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作为政治家，他政绩斐然；作为一个世俗人，他是林语堂口中不折不扣的乐天派。他上能“陪玉皇大帝聊天”，下能与贫民收容院里的小乞儿玩耍，并不觉得半点有损身份，这份坦然和超脱，让人艳羡！

反观当下，身份却成为了一种标签尺度，这不禁让我感到悲哀。因为“身份”，多少“蚁族”在就业的巨大压力下踽踽独行；因为“身份”，多少学子在公务员招考中考的是“爹”而不是学；因为“身份”，多少农民子女在城市人的侧视中远望着学校的门槛。更严重的是，因为“你不是上头的”，所以冷眼相待；因为“我爸是李刚”，所以可以开车横冲直撞……“阶层固化”无疑成为一种趋势。他们对身份的骄横和张狂，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阶层固化”这种趋势的病态。

有人甚至为这一“阶层固化”找到了理论依据，说中国人历来讲究身份，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身份固化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用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去规避自身应该承担的道义和责任。但古人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然。

唐太宗贵为皇帝，但当魏征指出自己的小错误、小瑕疵时却主动道歉，并且即便是半夜也会派人及时道歉。这时何等的气魄！一个君主放低自己的身份去给一个爱挑刺的大臣道歉，能做到这步也无怪乎他能让大唐成为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