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程颐在性情论上的分歧

□胡金旺 [宜宾学院 宜宾 644000]

在讨论苏轼与程颐的性情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即我们讨论他们的性情关系中的性、情到底是在什么层面上的性、情，因为苏轼与程颐的性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就程颐而言，他所论之性分作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具有超验的性质，而气质之性是属于经验的范畴，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七情也是如此。而苏轼的性也包括超验的本体之性与经验范畴的自然之性，情也有自然之情和人情之情两层含义。所以，我们在讨论他们的性情关系时，就要做具体的分殊，指明清楚。这是在讨论之前必须先交代清楚的问题，以免行文之中造成头绪不清。

一、性在他们哲学中的定位

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其最高哲学范畴为道，而这个最高本体之道，在他看来是不可见的。他说：“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1］1981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写道：“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曰‘以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与如来同乎！故《金刚经》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