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振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与变化,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中国的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刑法解释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
从现有的刑法解释理论研究来看,人们在刑法解释机制的着力点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两种趋势:一是对刑事立法解释性质与功能的否定;二是对法官个案解释的倡导.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逻辑思维,更多的是在风险社会中,理论对具体司法实践的明确回应.
1.刑法解释的转向
刑法解释的转向就是刑法解释的复归,就是回归刑法解释的本来面目,回归其本源.有权刑法解释在我国刑法中主要体现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有权刑法解释的归位在理论探讨中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加以展开的:其一是对刑事立法解释性质与功能的否定及清理.立法机关解释法律,司法机关不是适用法律,而是适用立法机关的意图,人民不能根据法律预测自己的行为,因而丧失自由,立法解释也不符合民主原则,也有可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1]立法者的任务就是制定出具有普遍适应性、抽象性的法律规则,对刑法条文含义所作的解释应当属于司法权的内容,是司法裁判者的任务.[1-2]其二是主张由抽象式(或者说准立法性质)刑事司法解释向法官个案解释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