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到《喜剧》：蒋浩诗歌的理、事、情

冯 强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从《纪念》到《喜剧》：蒋浩诗歌的理、事、情

冯 强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根据蒋浩自己的一些说法，将他的诗歌写作粗略地分为30岁之前的心性期或人格训练期、30岁之后的风景期或技艺训练期和《喜剧》以来的世相人心期或者人格－技艺训练期。30岁之前立“正”，训练人格；30岁之后尚“变”，训练技艺。《喜剧》别开生面，提供了一种可以充分发挥出汉语的微妙特征的全新诗歌。

正；变；人格；技艺；汉语性

蒋浩诗歌极富变化，一阶段的诗歌与现阶段的诗歌完全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然而于他，这种变化确实是“合乎规范的”，而且对整个当代诗歌史来说，蒋浩的转变具有标本意义，在我看来，这种探索真正预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某种可能。

一、30岁之前：心性期或人格训练期

古人说，三十而立，可以理解为三十岁之前的写作其实是对人格的训练，是人的基本品格之“立”。至少我一直都这样认为，三十岁以前的写作除了训练“技艺”外，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对写作作为我们命运中命运的真诚和虔敬感，也就是把诗之舟纳入到我们命运的洪流中。①心性期的蒋浩留给我们的多是《罪中之书》、《纪念》和《说》这样的长诗，沉痛的独白，字里行间有死者灰烬般的注视，而诗人则作为幸存者而见证着：

他随手翻开《阵地》，在其中的某一行诗上醒来又睡去/像一件被剥夺了肉体的衬衣，又被风刮上五楼的晾衣绳/“艺术绝非卖弄和炫耀，它让你的生活得以保存地/经历审判，逼迫你从修辞的后花园退入过于宽阔的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