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2001年,本人在拙著《新诗的历程》一书中,曾用了接近全书一半的三章篇幅去处理抗战时期的诗歌部分。除了以“新诗的逆转——歌谣体”为题,把抗战初期歌谣体诗的出现看作是“抗战与诗的双重选择”的结果外,还以“另一种范式——新写实体”和“必要的张力——新现代体”为题,对抗战中后期诗歌的发展和诗体的凝聚做了进一步的叙述。[1]当时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此前对抗战诗歌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非美学本位的处理,以达到对抗战诗歌更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多年之后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拓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关抗战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取得新的进展,而且学术界对于抗战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化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学术界对所谓“抗战诗歌”的了解和理解有待进一步拓展,对于抗战诗歌美学的讨论有待深入推进,对于抗战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
在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抗战诗歌的理解中,有一种刻板认识是比较普遍的,那就是把抗战诗歌仅仅理解为“战声”,理解为国统区的朗诵诗和解放区的街头诗。这种认识似乎自郭沫若1938年的《战声集》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至今几乎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注]郭沫若的《战声集》是他1936年至1937年的诗歌作品,1938年1月由广州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