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
——现代汉语诗学的文本分析

向天渊

(西南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从长时段历史观来看，中国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是“启蒙”，“救亡”只是一个全民性的短期行为。按照康德的说法，“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1](P24)对人类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也应该如此。而且康德“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1](P24-25)由此看来，启蒙与理性也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启蒙呼唤理性，理性促进启蒙，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文学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渴求理性精神，而且其理性化倾向也确实以不可逆转的方式逐步增强。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合理性。新文学理性精神的逐步增强，不止限于批评与学理层面，在创作方面也是如此。当然，批评、理论的理性化有利于汉语诗学的现代化，而创作上理性化倾向超过一定限度，则会造成公式化与单一化的恶果。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创作问题，着重从诗学文本的理性存在与感性存在这一视觉，考察现代汉语文学批评与理论，同传统诗学以及西方诗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

梁启超自述其“新文体”的特征时，颇为自得的是：“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P86)“新文体”之所以具有魔力，除了思想上的震撼力之外，从文本的角度考虑，逻辑理性的成功介入及其与情感体验的完善结合，也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