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夹雪润京华
——出席五届政协会记事

任继周

草人诗记

细雨夹雪润京华
——出席五届政协会记事

任继周

细雨夹雪润京华，梢头鹅黄出万家。

余寒未减心头喜，争说四害铩羽话。

文革以后，1978年我被选入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此后任政协委员连续三届，历时十五年。然记忆清晰者首推文革后召开的第五届委员会。从甘肃进京开会时，适逢初春三月，寒意未净而春意盎然，遍布北京的杨柳得春意之先，处处绽放鹅黄嫩绿，柳丝在细雨夹雪的滋润下，摇曳多姿。我怀着一种特殊的欣喜，写了上面这首小诗。

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是1978年2月24日到3月8日，会议开了13天。以后的政协会议，也多在3月上旬，不过会期略微缩短到10天左右。文革后的第一届政协会议，特色尤为突出。首先，本届政协反映了文革余震仍在缓缓消退之中。每次开会都有新人得到解放，补入政协委员，如第二次会议，增补了党政界的陆定一、刘澜涛、杨尚昆、刘宁一、王光美、肖克等人，文艺界的阳翰笙、丁玲、艾青、江丰、蒋兆和、刘海粟、李苦禅、肖三、肖乾、吴祖光、张天翼、廖沫沙、聂绀弩、黄苗子、胡松华等人，宗教界的巨赞，学术界的杨献珍、千家驹，科技界的戴松恩、程绍炯等人。第三次会议又增补了钱俊瑞、陶大镛、钱锺书、周谷城等人。

会议带有名誉抢救的性质。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不少人在多次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文革中被摧残幸存的人，不少人年老体弱，去日无多了，应该抓紧机会，重见天日。政协这个讲坛，使他们出出怨气，会会老友，畅叙胸臆。不少人坐着轮椅出席会议。至于拄着拐杖来的，被人搀扶着来的就更多了。发言的人不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者。也有当场昏厥送医院抢救者。一次会议间隙，委员们在友谊宾馆院内散步，朱光潜老先生迷失了回到会场的路，我带他进入会场。此后他居然出版了一部美学巨著。这类“老骥伏枥”的耀眼光辉，在老年委员中应该不是个别的。究竟时光荏苒，催人老去。每年开会，都列出五、六十位去世委员的名单。也许这是有史以来，新陈代谢最快的一届会议。不少委员是乘生命的末班车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会议标志了一个时代的拐点。

会场外面摆设临时商店，每天晚上张灯结彩，颇有节日气氛。那时国家处于经济崩溃的边沿，物资奇缺。日用生活物品无不凭票购买。在这里委员们受到特殊优待。每位委员凭“委员证”购买中华香烟两条，白酒两瓶，尼龙毛线若干，以及若干市面罕见商品等。这样看来，这次会议也具有劫后慰问的性质。

全国政协总是与全国人大同时召开，会议日程各自安排。当政府报告或国家领导人作重要讲话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时出席大会。华国锋主席代表政府做工作报告，就是两会委员同时出席的。时间一般为三个小时，中间休息一次。会场外边的大厅里，有堆满一个个圆桌的茶点招待，很是丰盛。在那个生活困难的时期，这是“两会”浓墨重彩的一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时在会场内外，可以见到许多亲友，热情招呼，合影留念，互道劫后重逢的喜悦。还有记者的采访、拍照等，熙熙攘攘很是热闹。这时，我总是抽空与出席人大会议的二哥继愈在楼下大厅会面。我远道来京，我们弟兄在这里相聚，说说家常，共同沐浴当下欢庆时光，令人难忘。我也曾在这里与我国著名将军张爱萍简短交谈。就凭借这点交往，后来我冒昧请他为草原生态研究所题词，蒙他慨然应允，使我们研究所蓬荜生辉。如此看来，这是一个广交旧雨新知的场合。

对知识界来说，这是知识界多年黑云如磐之后的晴天。委员中不少硕学鸿儒，如马寅初、费孝通、楚图南，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伟长、谈家桢、侯仁之，文化界如贺麟、金岳霖、叶圣陶、沈雁冰、朱光潜、于光远等。他们曾经戴着臭老九的帽子，长期呻吟于重压之下，如今俨然以国宾身份行走于人民大会堂与高级宾馆之间，其复杂心情难以言传。委员们会上发言，既充满长期压抑以后的振奋，也不少建言献策，拯救濒于崩溃的国家经济，重建荡然无存的文化事业。更多的是委员们轮番控诉文革期间的愚昧暴戾，倒行逆施，饱含血泪的悲怆控诉。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赵访熊讲他文革期间摆摊修自行车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一件小事，可表达当时会场氛围。一位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说他的一位学生，青年教师，品学兼优，但英年早逝。这位青年教师生前全家四口人，挤住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里，自己一直蜷曲地睡在书桌上，直到去世。当他入殓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找不出。这位老师对躺在棺木中的学生说“你现在终于可以睡直了！”，言下泣不成声，全场人陪着抹眼泪。

我在发言中，除了情不自禁地控诉若干文革暴行以外，着重痛陈“以粮为纲”和“仇草情结”的流弊，危害当代，祸及子孙。得到与会代表的同情和支持。大家委托我，联系有关委员，其中包含我的老师盛彤笙委员，写了一份提案，提出组建赴美干旱农业考察团，调查旱区美国农业，为我国农业结构改造提供参照。这个提案很快落实，1981年我受命组团访问美国，为我创办草原生态研究所搜集了素材，建立了我国草原科学的国际联系。多年以后，有的委员还说这是政协委员提案落实最好的一次。

政协委员写提案，体现参政议政的责任，是政协会议的一项主要任务。不少人写过不少提案。有一位农业部离休副部长，累计提案上百条，被称为“提案大王”。我也写过不少提案，但到第六届政协末期，1987年，我所敬爱的老师，盛彤笙委员谢世了。会上少了盛老为伴，我与会热情大减，也不大写提案了。我每次会议必写的提案是成立农业部草原局，加强草原管理，改变我国只有四名干部管理占国土面积41%草原的现状。为了取得支持，我们每次提案都事先与农业部主管草原的同志沟通。政协提案办理程序，一般都是发主管部门处理。因此我的提案又都送农业部承办。农业部这位主管司长说：“我们自己的提案，发给我自己承办，这不是无效循环吗”？自然都是不了了之。那时钱学森也是政协委员，见了我们的提案，他不客气地说，“叫农业部成立草原局，‘无异与虎谋皮’。”他建议像林业局那样，设立草业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我们怕与领导部门的意向反差过大，不易被接受，未敢这样提。现在看来，如果送国务院处理，也许还有一线希望。钱老的意见也许是对的。

五届政协畜牧兽医界共有八位委员，他们是盛彤笙、陈绍迥、胡祥璧、马闻天、刘麟书、刘尔年、任继周。还有一位兽药专家，姓名忘记了。其中三位是盛老不同时期的学生。刘麟书，女，是他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农学院的学生，来自新疆；我是他抗日战争中后期的中央大学的学生，来自甘肃；刘尔年是他创办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来自西藏。八人中有四人是盛门师生，盛老一次对我掐指细数，颇感自豪，这也许是他多年困顿之后难得的一点安慰。这八位政协委员中，现在只我一人仅存，面对世代更替之必然法则，只好坦然面对，但也难免略有感慨。

我被选为五、六、七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已经满了党员担任政协委员不能超过三届的时限，从此退出政协活动。但政协，尤其是第五届政协，所表达的时代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政协第11届5次会议开会时，与25年前一样，也恰逢“细雨夹雪”天气。如此巧合！世事诡谲多变，仍然天道有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