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异域小说中的日本文化透视

杨小雷

当文学文本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进行传递和交流时,因文化过滤的作用,接受者必然会对其进行选择、改造、移植和渗透,从而造成影响误差,出现文化误读。文化误读产生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接受者的主体性,即: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即使是同一时代的接受者,由于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审美心理、欣赏习惯等主体因素,也存在着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变形、叛逆和创新的可能性,所以只要存在阅读的主体行为,文化误读就不可避免。对此,首倡误读理论的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指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批评,那种旨在追求某个或某些固定不变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可能的。[1](3)

在现代文坛上,我国小说家郁达夫曾以日本社会为背景创作过不少异域小说,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胃病》、《空虚》、《怀乡病者》等等。对这些异域小说,国内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由于中日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文学误读的现象,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言:“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2](110)所以,这种误读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文学现象,实际上则牵涉到民族文化问题。

一、苦闷的根源:开放发达的性文化

在郁达夫笔下,正值青春期的中国学子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后,在经营“爱”和“欲”的过程中,无一不是忧郁敏感、苦闷不堪。而苦闷的根源在于,他们置身于陌生、异质的文化环境后,正常的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一现象的实质乃是中日截然不同的性文化观念出现了冲突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