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性描写”的文化倾向

陈英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 ，江苏 常州 213002)

汪曾祺出生于书香门第，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名家。他在《老夫子自道》中说自己：“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但汪毕竟又是“五四”精神哺育的一代知识分子，从其作品看，中西文化是很自然地融为一体的，有时甚至是非常矛盾地杂糅在一起的。

性爱描写是较能反映作家的文化倾向的。因为文学的使命是表现人性。“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1]文章拟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性描写”特点及其传递出的文化信息。

一、汪曾祺涉及性描写的小说

汪先生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出版《邂逅集》，后中断十几年，60年代初出版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这两个集子篇目不多，篇幅不长，涉及性描写的更少。80年代初，先生复出文坛，创作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涉及性描写的作品稍多一些。比较多地写性的作品大都是90年代创作的。

汪先生小说涉及性描写的作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从少到多，二是从间接到直接。40年代作品只偶尔写到少男少女朦胧的性意识，如《小学校的钟声》。60年代作品完全没有，也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80年代有些作品写了性爱，写得很美，在那个时代也很开放，《受戒》和《大淖记事》可为代表。《受戒》在当时就算较大胆的了。写小英子和明海自然而纯真的情感，写少男少女朦胧的性吸引，也写到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大淖记事》记述大淖风情时写道：“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到他们的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