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平静的生活》的死亡主题*

2012-04-02 12:06舒凌鸿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12期
关键词:尼古拉杜拉斯玛格丽特

舒凌鸿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泰戈尔所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是对生与死的一种最美好的想象。但真正谈到死亡,更多引发的却是人们对生命短促的遗憾、感伤和喟叹。可死和生却是一样重要,虽然人们常常不愿意面对或提及,但并不妨碍它在文学创作中成为文学家们永久吟唱的主题。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向死而在”(das Sein zum Tode)这一词汇来描述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可能产生的种种思考。他认为人是“为死而在”的,人生就是“趋向死的先行”或“先行到死中去”的过程;人只有到临死的时候才领会到死的真正意义,找回人在凡尘俗事中被淹没的自我,但却为时已晚。所以人要真实地存在,就必须在活的时候“先行到死”,去体验死亡,感受死亡。人们对待死亡有两种相反的态度,即:“非真正的为死而在”与“真正的为死而在”。“非真正的为死而在”表现为对死的担忧与惧怕,时时担心死神的降临,消极地等待死亡,因此死亡就没有了积极的意义。而越是怕死之人,越是执着于日常生活中的“在”,沉沦于世俗人事之中,也就越容易失去自我。“真正的为死而在”就是要清醒地把握死的真正意义,保持对死亡的知觉,体验死亡,从死返跳回生。[1](P271—276)因为死亡使人的存在成为不可能,由此促使人开始认真思考其存在究竟有何种可能性。当一个人被日常琐事牵着鼻子过着庸庸碌碌、毫无个性的生活,如果在某一刻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和死后的虚无,他就会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从而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自身所特有的可能性。

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最具个人魅力的女作家之一,在其众多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小说创作中,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而实际上除爱情之外,死亡的主题也贯穿了杜拉斯小说创作的整个过程。杜拉斯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其写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死亡的抗争,即在写作这种独特的死亡方式中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其成为一种积极的死亡观照,作家在不停的写作中实现生命的价值。杜拉斯在首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牛刀小试之后,迎来了《平静的生活》 (La Vie tranquille)在1944年的问世。这部作品与其他描写爱情的作品不同,它是一部集中描写死亡的作品,写尽了人世的死之痛,生之厌。小说以谋杀、死亡来贯穿全篇,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孩在面对死亡时的心理状态。女主人公在感受他人死亡、自己准备自杀的体验中,完成了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寻找。

一、从他人死亡的观照中,体会人生的幻灭与虚无

《平静的生活》中女主人公弗朗索在父亲的农庄里过着日复一日痛苦、压抑的生活,她厌倦了贫困而又封闭的农庄环境,渴望得到爱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这不仅是她个人甚至成为了全部家人的愿望:“他们梦想着找到一个永远摆脱对方的办法。他们既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相爱,也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相互憎恨,然而他们被迫困在了一起,因为贫穷、因为婚姻,因为没有任何分离的理由。”[2](P91)导致这种贫贱生活的原因是舅舅热罗姆的挥霍、懒惰以及浪荡成性,他使他们从上流社会的市长家庭变成了贫困、破败的农民家庭,穷困到无法让孩子上学,无法让儿子娶像样的老婆,女儿能顺利地嫁出去。这样的生活让人难以忍受,姐姐弗朗索采取了行动,策划了弟弟尼古拉谋杀舅舅的阴谋,希望以此来改变他们的痛苦生活。就像她在文中所说:“是我用尖利的指甲刺破了那个装满梦想的皮囊。”她决定告发舅舅与弟妹的奸情,于是浪荡成性的舅舅在与尼古拉的殴斗中受伤丧生。舅舅死后,弟妹羞愧难当,在弗朗索、尼古拉的允许、鼓动之下离开了庄园,这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弟弟尼古拉与过去青梅竹马的恋人吕丝开始热烈的交往,而弗朗索的情人蒂耶纳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弗朗索。生活似乎越来越快乐,也更趋于平静,但这仅仅只是飓风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在生活的海洋里隐藏了更为强烈的风暴。一切并没有像弗朗索计划的那样:弟弟最后会厌倦吕丝,离开封闭的庄园获得自由,成为“一只真正的小鸟,因为我,他将永远变成小鸟”。而是在吕丝移情别恋之后,尼古拉勇敢地选择了自杀之路。尼古拉死后,弗朗索沉浸在自责的痛苦中难以自拔,一个人到海滨度假,准备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海滨的十五天里,弗朗索在矛盾、回忆、想象、痛苦中沉溺,并亲眼目睹了一名向她求爱的男子在海里溺水而亡的一幕。弗朗索不断思索舅舅热罗姆、弟弟尼古拉和陌生男子亨利·卡洛三人的死亡,以及自己准备死亡的过程,领悟到死亡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也可以成为人更好生活下去的动力。小说结尾是以弗朗索放弃自杀,勇敢地与情人蒂耶纳结婚的大团圆结局而告终的。

小说有三次标志性的他人死亡,舅舅之死是一个开端,让沉闷的农庄生活有所改变;弟弟之死是前一个死亡的延伸,让弗朗索伤心欲绝、独自逃离到海滨实施自杀,并开始思考死亡、自我与生命;陌生人之死标志着弗朗索自我心灵探索之旅的结束,迫使她回到农庄面对现实。每一次死亡都是由于弗朗索的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读者也只能从她思考和观察的角度去了解和感受这些死亡。而她对待舅舅和陌生人的死亡态度,是极度的冷漠与无情。舅舅之死,她负有责任,但她依然没有丝毫的后悔与伤心,异常冷静地面对这次死亡,她守候着垂死的病人,和男人们一道把棺材盖盖上,一点也不感到害怕;而面对陌生人在海里溺死也同样无动于衷,既没有阻止其在这一带危险的海域游泳,也没有在其溺水时大声呼救。劳拉·阿德莱尔在所著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传》中曾评述过弗朗索的行为,认为“她是死神的小未婚妻”[3](P249),她在思想深处认为死并不可怕,“鲜活的生命,生成在八月,源自于死亡。”[2](P43)把生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同样也没有生,生是一个起点,而死是另一个起点。这一认识贯穿在整篇作品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真正理解死亡的意义是指向更好、更积极的生,反而是让她更加不看重生命,特别是他人的生命,所以,她能在他人的死亡面前既不害怕,也不内疚,而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罪恶的深渊。

面对至亲至爱的弟弟选择自杀之路,弗朗索了解到人死后的虚无,人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在文中弗朗索一次次写到她对弟弟的肉体和精神之爱,他美丽的眼睛、健壮的身体以及阳光般的笑容都在她的回忆里不停出现,可是弟弟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最美好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曾经冷漠地对待舅舅之死、陌生人之死,认为死不过是人生必然过程的弗朗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弟弟尼古拉,却再也拿不出一点曾经的轻松与冷漠,只剩下失去生活重心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尼古拉躺在铁轨上,人们不敢将他抬回我们家。九月的晨曦中,我和蒂耶纳奔向河谷。这三块支离破碎的肢体曾经就是我的弟弟尼古拉。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会这样死去,惨不忍睹。怎么能想到呢?围着尼古拉的尸体痴痴呆呆地哭叫,奔跑了几个小时的难道是我吗?难道我真的忘记了他的死是我早就料到了吗?”[2](113)在尼古拉死后的日子里,弗朗索不断追忆弟弟尼古拉,她深深体会到死亡终结了一切,无论是善良美好的生命还是十恶不赦的生命,最后的终结都是死亡;而且死亡的来临是如此的猝不及防,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二、从自我之死的感受中,完成爱和生命意义的寻找

就故事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本充满悬念和刺激的凶案小说,可就在毫无悬念的故事里,无处不在地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死亡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小说主人公弗朗索的生活。文本呈现了这个女孩在青春的岁月里,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中完成对真正自我的寻找。所以,玛格丽特·杜拉斯也在《写作》一书中认为“这是一本按照一宗谋杀案的阴沉而又平常的逻辑一气呵成的书,在生活中,人们却可以走得比书更远,比书的谋杀更远。”[4](P20)作品主要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写女主人公弗朗索在海边面对死亡时的所思所想,把一个年轻女子的内心世界完全袒露在读者面前,这就比第三人称的描写方式更深入细致地展现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叙写角度,把主人公超越时空界限的思绪、回忆、愿望、想象重叠交错的过程,通过独立的散文诗式的段落表现了一种破碎分裂的美。同时,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女主人公复杂的思想成长历程。

体会到死后的虚无只是真正意义的“向死而在”的开端,而由死返跳回生的思考还有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对于弗朗索而言是在海滨度假时完成的。尼古拉死后,弗朗索想要自杀,因为她再也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可恶的舅舅死了,至亲至爱的弟弟也死了,而父母近乎疯狂,小侄儿随母远去,家不成家,而她自己正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可是当她实施自杀的时候,却发现无法舍弃自己的生命,求生的意志一直与死亡意志不停地斗争,陷入到既不愿意死,又没有勇气活的矛盾境地,剩下的是无限的厌倦:“我发现我不会轻易死去。也许正是因此,我的生活陷入一片沼泽地。无论我怎么挣扎,除了汩汩作响的厌倦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2](P110)“在一个厌倦的尽头是另一个厌倦的源头,我在厌倦中生活。” “开始生活,选择死亡,或是嫁给蒂耶纳,都已经太迟了。不仅仅是因为衰老,不仅仅是因为死亡,一切都太晚了,从我有意识的那一刻起。的确如此,生存没有意义,无力舍弃生命其实比死亡更可怕。”[2](P108)当弗朗索在这种厌倦、沮丧、痛苦的情绪中不断沉溺的时候,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自我以及对生命的无限渴望。正如海德格尔死亡哲学所说,人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发现生命的可贵和不可重复性。弗朗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觉生命、爱情和自我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重要:“我撞见了自己,却不再有惊喜。尽管我冷漠地粗鲁地将她推开,她还是回到我身上,益发忠心耿耿。”[4](P109—110)“我爱蒂耶纳。虽然离他那么远,我还是深深地体会到除了他我谁都不要。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已经逝去了,但对蒂耶纳的渴求依然还在。在我的腰腹间驻守着一种比我本人更强大的智慧,我要什么它比我更清楚。”[4](P83)而且正当她准备沉溺大海的时候,也是强烈的求生意志挽救了她。死亡虽然是生命的必然,可是死却让生显得那么可贵,让人难以割舍,弗朗索在走向死亡、思考死亡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要勇敢地去生活,去爱,去实现生命的种种可能性。最终她选择她曾经惧怕失去又想要的生活:回到农庄,嫁给蒂耶纳。尽管她知道爱情注定要消逝,而蒂耶纳也注定要离开,可是生命就是在这种勇敢的追寻中有了意义。“只要人还活着,一切都没有完全结束。明天,无论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得找到自己的位子。我不知道他们会一天天把我拖到哪里。我可以就此驻足,停在雨中,拒绝再前进,但这无济于事。总有一个位子是留给我的,总有一块空白等着我去填补。”[2](P113)“向死而在”,在面对他人死亡和自己走向死亡的过程中,生命从死返生,弗朗索在这一刻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宁静,对死亡的思考改变了她对生命的消极态度,从而积极地投入到自我的选择中去,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获得真正平静的生活。

三、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是“一种死亡”

《平静的生活》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第二部作品,也可以说是她自己承认的“第一部作品”,因为她的第一部作品《厚颜无耻的人》在她看来是“很蠢”,很“幼稚”, “应该放在抽屉里”,甚至是不愿提及。[3](P190)《平静的生活》在她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她在30年后重读这本书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一本 “深刻的书”,[4](P20)书中的死亡描写也或多或少与作者的经历相关。1941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第一个孩子一出生就死了;1942年,她最钟爱的小哥哥保罗在印度支那死去。这两个至亲之人的死亡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打击非常大,亲人死亡的痛苦一直伴随着她的一生。在她晚年所写的《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一文中,在悼念年轻的飞行员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死去的孩子和小哥哥的悼念:“我听到了孩子们在唱‘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一切都是为你一个人的。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从此有了某个人,有了那个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有了另外一个人,那个英国孩子。都一样。死亡也会给人洗礼。”[4](P43)因此,1944 年杜拉斯所写的 《平静的生活》也难免受到了这种丧亲之痛的影响,如同卡夫卡所说的一样,玛格丽特·杜拉斯如实地写下了她的故事,是她灵魂的全部历史。[4](P117)死亡之忧一直伴随了杜拉斯的整个写作历程,劳拉·阿德莱尔在荣获1998年度法国费米娜散文大奖的《杜拉斯传》 (Marguerite Duras)中写道:杜拉斯“与写作的欲望齐头并进的是死亡的欲望。写作可以帮她分解这份忧伤。”[3](P688)因此,到死亡中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作品主人公弗朗索的心路历程,也成为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实现自我、寻找自我的过程。米歇尔·芒索曾评价道:

文字或者生命,写作或者死亡,对于所有只能超越世界才能承受它的人来说,这是共同的辩证法,杜拉斯显然属于这些人里走得最远的——因为她总要走向极端,从这种无生命出发,而这正是将文字神圣化的条件。[4](P129)

“写作,就是葬礼,人们是生活在对死亡的证明中。”[4](P129)杜拉斯把写作看成 “一种死亡”,活着 “要么死亡要么出书”,[4](P7)这种执着地将死亡与写作联系在一起的观念,促使杜拉斯做到“每一部书都是作者对自己的一次谋杀”。[3](P622)通过一次又一次死亡似的写作,证明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杜拉斯对于死亡这一题材的偏爱也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体现出来,死亡成了一切的开端。如角逐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以一匹马的死开篇,定下了整篇作品的基调是苦难和荒谬,而倍受生活折磨的母亲,则以西西弗斯一般的精神对抗苦难,虽死犹生,使执着的生命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80年夏》中,认为人们总是描写世界的“死亡之躯”,爱情的“死亡之躯”。在《情人》中,有一处表现那位年轻女孩与另一位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之间的关系,谈论的也是死亡。《广岛之恋》中的爱情也是在广岛无数人死亡的背景下进行,使两个人的爱情有了生命沉甸甸的厚度。 《塔吉尼亚的小马》中以一位年轻人踩上地雷而展开故事,他的死亡给两对来意大利度假的爱情日趋平淡乏味的夫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针对这一点,玛格丽特·杜拉斯也认为:“这是对其他一切的否定,我们以死亡为起点,就如同人们在给钢琴调音前得先找到调子。”[4](P169)杜拉斯通过写作对死亡进行不断描写,在“投入到一些故事中时,无论故事情节多么强烈,都很难取代这种感情,即全身心地准备走向彼岸。”[4](P130)这也意味着在人物的死亡中,杜拉斯不停地体会死亡之况味,活在当下,真正在写作中实现了“向死而在”。

综上所述, 《平静的生活》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极为主要的以描写死亡为重要内容的小说。前半部分第三人称叙述写尽了他人死亡之痛和女主人公的冷漠无情,后半部分第一人称叙述又深入刻画了女主人公在开始实施自我死亡过程中对死亡问题的思索和对生命的眷恋。在小说对死亡问题的呈现与独特思索过程中,杜拉斯做到了真正的“向死而在”,在不停地去写、去爱的过程中,使生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意义。

[1](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平静的生活 [M].俞佳乐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3](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M].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4](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M].曹德明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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