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制约因素——以合肥市为例

余涛 汤夺先 顾菲菲

（1.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 安徽合肥230601；

2.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601）

试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制约因素
——以合肥市为例

余涛1汤夺先1顾菲菲2

（1.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 安徽合肥230601；

2.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601）

城市认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路径。依托对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田野调查资料，从社会文化、制度、个体三个方面分析制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因素，认为提高心理素质、完善社会保障、搭建社交平台、改革管理方式等有助于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制约因素；合肥市

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后，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是否对流入城市产生认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合肥是安徽省的省会与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吸引了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其携带的民族文化、农村文化与都市文化和非少数民族文化差异较大。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以流入合肥市的东乡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为例，探讨制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因素及解决思路。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内涵

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是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展开的，即个体认知到属于并忠诚于某一群体，同时也意味着与其他群体的边界意识或排斥意识［2］。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是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交往互动中，基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差异，而产生的对自身这一群体的身份特征和对城市社会的认知，以及对自身的情感归属和未来行为选择的主观性态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自身和社会的认知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随着自身的处境和周边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对自身的身份及社会状态持积极态度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会以积极的姿态来改变自身，以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并积极地融入到社会群体中去；相反，如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群体不满，个体通常会表现出负面情绪，失去信心，甚至会产生仇视、敌对心理，加重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认同危机，影响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当前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内地城市务工和经商者逐渐增加，这对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了解、学习和合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丰富城市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增加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大了城市民族工作的难度，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影响并制约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制约因素分析

社会认同的情景论中既强调族群认同的社会性，还强调其情景性、不稳定性和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经济、政治结构等族群面临的外部环境引起和决定了其认同的出现、维持与变迁，引起成员的共同立场、利益意识、制度创建和文化建构。［3］事实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既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自我建构。［4］它是个体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

（一）社会文化因素

认同是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文化因素取向上，学者们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对于个体身份认同起到的建构和维护作用。［5］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带来交往的限制，从而强化劳动力移民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阻碍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6］除此之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受到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排斥，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心理上有意识地与城市居民保持距离。本文主要从部分市民歧视与偏见、社会网络狭窄两方面解析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社会文化因素。

1.部分市民偏见与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政策部分)第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偏见与歧视现象依然部分存在。

合肥人大多数对我们很热情，但也有的人对我们有歧视，有偏见，尤其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有的人看到我们就以为我们是小偷，就把包和口袋捂住，离我们远远的，以前很生气，现在已经习惯了。(报道人:D，男，23岁，东乡族，甘肃兰州人，小学文化程度，现在兰州拉面馆打工)。

偏见与歧视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偏见主要是观念中存在的东西，而歧视则表现为不同族群在现实行为方面的不平等。［7］现实生活中的偏见与歧视，主要是由于城市市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误解。这些误解的存在，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真正的对这座城市产生感情依附，不能建构自我身份感，从而影响其城市认同。

2.社会网络狭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的初期，个人的社会关系网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这种以亲戚、同乡、打工伙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不仅为刚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提供了就业信息，节约了就业成本，而且也是他们排解内心的孤独和压力，获得情感支持的主要渠道。然而，也限制了他们的交往，对他们在城市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是一种障碍。一位维吾儿族朋友告诉笔者：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来卖干果，到晚上六点回去和他(指他的同乡)做饭吃，每天都是这样，一般不出去吃饭，等到7月份再回到老家，在合肥的时候一般不和其他人来往。（报道人：I，男，40岁，维吾尔族，新疆喀什人，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合肥卖干果）

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原因以及城市对他们不同程度的排斥，使得其固守于自己同质化社会交往圈子，交往对象主要局限在同民族熟人的圈子里，有困难时也主要依靠那些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建立的朋友老乡关系。由于与当地居民缺乏交流，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外。他们大多遇到困难，不会从当地政府那儿寻求帮助，一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种思想及行为无形中拉开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距离，对他们的城市认同产生不利影响。

（二）制度因素

学术界在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制度因素时采用了一些有效地理论模式。结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把不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和发展的观念文化、社会舆论、制度设置、政府治理、社会排斥等归结为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制约因素。本文具体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方面解析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制度因素。

1.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排斥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8］城市户口意味着优越的社会身份，社会资源的天然占有；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即使与城市居民从事同样的工作，实际收入也比城市人低很多，这种对户籍身份的要求增加了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发展的成本。

调查组在和一位维吾尔族卖干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谈话时，他谈到：

我们的户口不在合肥，不是合肥人，很多的合肥人享有的市民福利保障待遇我们都得不到，我们也感受到这种制度不公平，但是我们也不敢说，有的合肥人也不是很好相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报道人:I，男，40岁，维吾尔族，新疆喀什人，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合肥卖干果)。

我国长期实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少数民族人口即使进城多年且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但其户籍身份仍被定义为农民，职业角色与社会身份产生了断裂，他们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外，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生活，这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文化之间划开了一道无形的鸿沟，他们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层“外来人”的阴影，进而排斥或自我疏远城市主流生活。

2.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户籍壁垒，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遍不能享受到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权益。他们既不能平等地享受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也不能享受同等的养老、医疗、事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待遇。由于部分相关部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如语言、风俗习惯不了解，对民族政策掌握不够，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应该享受的政策待遇往往得不到落实。这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产生巨大不利影响。

一位拉面馆老板抱怨医疗报销的困难：

我们在合肥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边不给办理，我们也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不过不在合肥，在自己的家乡，但是生病住院后医疗报销特别麻烦，不能在合肥当地报销，需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路程费用就很多，希望政府也能够给我们办一个医疗保险。（报道人：G，男，34岁，回族，甘肃积石山人，小学文化程度，现经营一家拉面馆）

无论在医疗、养老还是住房等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都难以享受到城市市民相同的待遇。对他们而言，城市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与自己毫无关系，城市只是获得报酬的场所，这样的安排使得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性质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

3.教育制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儿童数量大幅增加，这些儿童有的是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工作的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出生而留在父母身边。随着流动儿童数量的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也由农村转入城市，教育问题开始凸显。虽然对于少数民族子女就学，城市有相关的保护性政策，但是要想享受到这些政策，必须出具相关证明，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难提供。

我有一个6岁的女儿，今年还在上幼儿园，明年就要上小学，经营一家拉面馆就是为了供她上学读书，虽然知道有“四证”可以享受到和城市市民的孩子一样的待遇，但是我们想要得到这“四证”是很难的，这个办理时很困难的(报道人:G，男，34岁，回族，甘肃积石山人，小学文化程度，现经营一家拉面馆)。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父母自身素质一般不高，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够关心。除此之外，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求学的渠道不畅，受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事实上，由于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等门槛，使得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成为难以现实的愿望，这些都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的增强。

（三）个体因素

对于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个体因素，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9］。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社会阶层地位，尤其是以客观经济地位为指标来研究认同问题［10］。对于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个体因素，本文从其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及语言方面来分析。

1.收入水平较低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来自乡村或牧区，由于教育水平、专业技能较低等自身因素的限制，他们大多从事与本民族相关的行业，如回族经营拉面馆、藏族摆地摊等。这些行业收入较低，他们希望通过符号性的高收入来建构对城市市民身份的认同，改善其外在形象来增进其社会认同，然而其收入水平远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一位藏族妇女甚至摆摊6个小时一件物品没有卖出去：

刚来合肥，住在周谷堆市场附近，因为生意不好，付不起这边的房租，这里好的时候一天能卖200元钱，不好的时候一件都卖不出去，今天到现在什么都没卖，春节不打算回家，因为连回家的车费也没有。（报道人：B，女，约40岁，藏族，西藏林芝人，没上过学，先在步行街摆地摊）

较低收入的水平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普遍感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城市市民低。而收入水平低也影响到城市居民对他们的看法，普遍认为其是城市秩序混乱、交通拥堵的根源。这些都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的认同。

2.自身素质较低

自身素质包括自身文化水平及专业技能水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自身和社会的认同水平，且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属于被动型认同，他们往往把认同当作一种被动的社会适应，缺乏对城市社会主动的互动意识，对城市社会缺乏权利意识和责任感，很难从根本上融入到城市中。一位东乡族男子谈到他的求职经历：

我来合肥已经7年了，在合肥从事过很多工作，曾经在合肥美的公司、恰恰食品厂、KTV都当过保安，其实自己并不想从事保安工作，也希望能和他们一样，在工厂里上班，但是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这里的很多工厂都至少需要高中的学历，我没有办法只能从事保安的工作，就算是保安的工作，每次工作的时间都不长，很快就会被辞退，主要是自己没有什么技术，而且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了，根本没法在工厂里生存。(报道人:D，男，23岁，东乡族，甘肃兰州人，小学文化程度，现在兰州拉面馆打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专业性的技能则更加缺乏，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被社会接纳、得到很好地社会地位，且普遍被城市居民所歧视。这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他们对城市的认同。

3.语言障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遍带有较重的口音，未进入城市时，他们本民族的交流不会受到影响，但来到流入地之后，他们面临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口，其口音、方言都会不同。这加大了他们与流入地市民交流的困难，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相互了解较少，这给他们的城市生活、工作、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有的时候能够听懂他们（指城市居民）的话，但还不是很了解，但是由于在拉面馆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对于和拉面有关的语言都比较了解，能够应付平时拉面馆的生活，但是如果出门就很困难。（报道人：E，女，35岁左右，东乡族，甘肃临夏人，小学文化程度，现在拉面馆打工）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能够大致听懂流入地人口的语言，但是这只限于他们对于流入地人口的单方面的语言认同，而流入地人口对于他们语言的认同，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语言不通，使得双方无法深入了解，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也带来不利影响。

三、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思路

在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市民的这一链条上，伴随的是进城、冲击、适应、认同、融入这一漫长的过程。［11］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做了许多努力。但是由于他们心理素质较低、权利意识较低、民族意识较强的特点，决定了实现他们的城市认同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政府、社区及个人的努力。只有这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才能实现空间和身份的双重改变。

1.政府与社区共同努力，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理素质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遍保留自己的农村户口，进入城市后，面对城市市民感到自己地位低下，没有归属感。加之城市中部分市民对于他们的偏见与歧视，使得他们更加感觉到地位卑微，无法在城市中建构自己的身份感。这些都是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素质较低、较敏感的原因。

为了使他们从心理上认同城市，对城市产生归属感，提高他们自身的心理素质，需要政府和社区的努力。对于政府，我们要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一元户籍制度。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户籍制度。［12］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其他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提升他们的归属感。对于社区，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社区，开展各种各样活动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交流互动,促进双方了解，消减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偏见与歧视；同时通过参与社区管理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共同承担社区发展的责任。［13］提升自己身份感，通过社区促进他们对于整个城市的认同。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意识

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同，城市定居人口和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更加不同，加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对于社会事务不关注，权利意识较低，往往不会为自己争取自身权利，导致他们在流入地城市无法正常享有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这些是由于他们的权利意识较低导致的，需要政府的帮助。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应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原则,考虑社会特殊群体的利益，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适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惠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各级政府领导下，由省民委牵头，与教育、民政、劳动、城管、工商、税务、卫生等有关部门共同构建起务工、经商、子女入学、就业培训、法律咨询、饮食、丧葬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体系。［14］真正保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平等权利，提升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

3.搭建社交平台，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主流生活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依靠血缘、地缘、业缘的关系进入城市生活、发展，但是进入城市后依旧把自己的社交网络限制在本民族当中，很少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联系交往，民族意识较强导致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利于他们在城市中寻找“家”的感觉，加剧他们的孤独、寂寞感觉。需要政府、社区及个人共同搭建一个新的社交平台。

从政府角度看,应由政府牵头,社区、个人各方参与,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的组织功能,打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市民互动的交流平台。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角度看,应尽快熟悉城市人际关系的运行规则和城市公共礼仪,在公共平台上以市民身份与他人交往。［15］通过政府、社区及个人的共同努力力争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一种较为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他们对于城市的理解与认同。

4.两地互动，改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方式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需要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的共同努力。加强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间的沟通，明确有关部门的责任，确定专门负责人员，建立起两地协同共管的机制，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地利用这一机制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问题，互取经验。除此之外，流入地政府应改变原有的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方式，采取较为有效的柔性管理方式。城市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需要、利益和情感,在管理服务中更多的使用道德关怀，真正的做到以人为本。通过管理方式的改变，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市政府产生认同感，从而对于城市产生认同。

［1］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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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城市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

［5］卢霞.农村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以“赶礼”的交往形式为例［J］.社会科学家，2004，（1）.

［6］吕清.新市民的社会融入与城市的和谐发展［J］.江南论坛，2005，（2）.

［7］［12］吴玉军，宁克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困境［J］.浙江社会科学，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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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芮.梁晓.温哥华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J］.世界民族,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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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星华，姜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集中理论视角［J］.探索与争鸣，2009，(1).

［13］邱爱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与对策分析［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3).

［14］陈乐齐.我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15］刘本锋.论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J］.求实，2007，（12）.

2012-06-0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07CMZ012）；安徽大学杰出青年基金培育项目“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元认同的人类学研究”（SKJQ1002）；安徽大学2011年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流入安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城市适应与认同研究”（KYXL20110073）的阶段性成果。

余涛（1991-），男，安徽蚌埠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C924.24

A

1671-6469（2012）04-00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