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之隔,中国离自由金融有多远?

严晓霖

跑路、被綁票、跳楼、成被告

1月18日，吴英案的二审判决将“金融自由”推向舆论浪尖，几乎同时，一份《2011年度企业家犯罪报告》浮出水面，金融与犯罪二词纠结于当下中国。

“从上世纪80年代末禹作敏、禇时建案起，我开始关注企业家犯罪。这类犯罪案例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增多，2000年后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2008年前后案发频率已达到每月3-5起，还仅是媒体公开报道、有一定影响的案件。”《2011年度企业家犯罪报告》作者王荣利对本刊记者感慨说。

回望2011年的民间金融，同样令人瞩目，温州借贷危机、鄂尔多斯地产高利贷困局、接二连三的民企崩盘和非法集资案件，企业家们纷纷跑路、被绑票、跳楼、上吊。人们不禁要问：民间融资怎么了？民营企业要怎么办？

国企落马贪腐，民企死于借贷

太多的管制政策似乎成为国企与民企金融类犯罪的楚河汉界，双方冰火两重。

根据《法人》杂志1月15日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2011年共有199位企业家落马离场。其中国企高管88例，民营企业家111例。

王荣利发现这两类人群的犯罪动机大不相同——国企高管所犯多为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类贪腐罪行，更似官员；而民营企业家犯罪则多与企业经营有关，常见为各类诈骗、走私及内幕交易。

2002-2008年，国有银行、信托、证券等金融机构高管一度纷纷落马，典型案例如原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副总裁朱赤、丁燕生等全套班子私分“小金库”，原建行行长张恩照贪污、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受贿等。近年来金融机构高管涉案减少，2011年，在依严重程度排序的十大国企高管落马案件中，仅有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一例为金融类犯罪，其他多为港口、能源、铁路、电力等垄断部门领导贪污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