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后,不再为音乐和政治的配比焦头烂额

胡雅君

6月1日，四位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乐手出现在北京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康复训练室里。他们从欢乐华丽的莫扎特《D大调长笛四重奏第285号》演奏到静谧安宁的贝多芬《长笛小夜曲25号》，把康复室变成了小型音乐会现场。

乐手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观众：40多位有着智力或听力障碍的学生——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观看古典乐现场。

事实上，在5月28日至6月3日举办的“费城交响乐团北京音乐周”里，这支世界顶级乐团不仅为残障孩子做专场演出，还邀请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观看排练，他们的音乐在天坛祈年殿、北海五龙亭、颐和园昆明湖畔以及八达岭长城脚下悠扬响起，引来游客驻足聆听。

这是拥有112年历史、被誉为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第七次访华，也是和普通民众交流最为深广的一次。

早在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就受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邀请，作为文化使者来到中国。那是尼克松首次访华仅仅一年半之后，对抗20多年的中美间刚刚开启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连正式外交关系都尚未建立。而如今，转眼已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

相比当年政治色彩浓厚的中美音乐融冰之旅，“费交”的此次演出无疑更贴近音乐交流本身。但6名参加了1973年访华的老乐手再次随团出现在北京，又勾起人们那段特殊的记忆。

换曲风波

此次访华，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举行了三场音乐会，气势磅礴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因为可以完美体现灿烂恢弘的“费城之声”，在5月31日晚的首演中成为压轴曲目。

而回眸1973年，这支曲子却连出现在演出单上的机会都没有。

乐团首席小提琴手赫伯特?赖特是1973年随团访华的老乐手之一，他回忆，当年乐团报给中方的演奏曲目中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但却被中方要求更换成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偏偏乐团指挥奥曼迪在贝多芬九首交响曲中最讨厌的就是《田园》，表示“第五或第七都可以，就是不想演第六”。一时陷入僵局。

那时，中方规定来华乐团演奏的曲目最终要由中方决定，甚至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乐团被告知，贝多芬第五和第七交响曲都不适合登上北京的舞臺，因为第五交响曲是《命运》，宣扬宿命论，而第七交响曲是无标题音乐，隐含资产阶级思想。负责从中协调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政治部主任卜励德只好回头劝说奥曼迪，最终奥曼迪答应演奏第六交响曲。但费城交响乐团当时并没有带第六交响曲的曲谱，只好向中国乐团借。

在赫伯特?赖特印象里，这份借来的曲谱每个小节都有些错误，好在乐手们对曲子已烂熟于心，正式演出时效果依然不错。

据说后来尼克松还特意给奥曼迪写了封信“安抚”，感谢他为中美交流做出的贡献，赞誉他“在对曲目的灵活调整上，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精神”。

江青身穿西装来看演出

1973年随费城交响乐团赴华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哈罗德?勋伯格曾如此描述乐团在北京头两场演出时听众的反应：“在演奏时，现场极为安静，每位听众都怀着一种几乎明显觉察得到的耐力在聆听。没有人咳嗽、说话、走动。这种专注的感觉甚至令人恐惧。”

小提琴手赫伯特?赖特的描述更直接：“最开始的两场我感觉观众似乎忘记了鼓掌这回事”，不论音乐结束得多么震撼，掌声都很零星，不过越到后来的场次，观众表现就越热情。他的理解是，“可能随着演出的进行，观众开始更懂得表达对音乐的感觉，不再压抑自己。”

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当年观众态度变化的真正原因是：音乐会进行到第三场时，江青出现在了观众席。

另一名老乐手迈克尔?山翰至今记得江青当年的装扮是黑灰色西装，而不是中国官员最常穿的毛式中山装。当江青进场时，全体观众迅速起立，热烈鼓掌。他们知道江青的到场表明了她对西洋音乐的认可，而这无疑给忐忑的观众吃了颗定心丸。“之前我们出现在舞台上时，观众不知道怎么对待我们是对的，总是观察周围人的反应，才决定鼓不鼓掌。” 山翰给记者模仿起观众的左顾右盼，自己憋不住先乐了起来，“江青不但来了，还带头鼓掌，从那场演出起，观众开始热情回应我们，这让我们也心情放松许多。”

1973年能够坐在长安街边的民族文化宫里听美国乐团演奏的，无疑都是“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所有票都通过组织系统发放，票的背面盖着“非卖品”的蓝色印章，每张票都能查到是通过哪个系统发放到哪个单位哪个个人的，以确保万一出现什么政治问题，就能立即查到当事人。

对于普通爱乐者而言，要想“听一耳朵费交的声音”，只能守着电视新闻。古典乐迷、 IBM中国地区大学合作部总经理郭维德当年就挤在北大宿舍传达室的人堆里，等着看新闻播出。

可惜的是，他眼睁睁见电视画面上奥曼迪鞠躬转身，双臂停在半空，就在他手起棒落的刹那，实况音响被掐掉了，一个音符也听不到， “那一刻我满心的悲凉，永远也忘不了！”

现在，你逛着公园，甚至就在小区楼下溜达，也可能与费城交响乐团偶遇，当“费交”第七次访华，音乐的交流之旅已深入到中国的普通社区。

长城上的经典Pose

和39年前一样，2012年6月2日，赶在乐团离京之前，乐手们一起去了趟八达岭长城。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集体登中国长城”曾是一条重要新闻，占据《纽约时报》等诸多西方媒体的显要版面。

老乐手们故地重游，忆起当年事，难掩兴奋。他们兴致勃勃模仿起当年在长城上摆过的经典Pose——两人相对而立，身体如摆脱地心引力般前倾，再仿佛外交官，握住彼此的手。只是老乐手们年岁已高，身体无法再像当年前倾得那么厉害，他们身后还多了个“帮手”，扶住试图“穿越”的人，防止其摔?倒。

靠着长城的城墙，迈克尔?山翰回忆，自己来中国之前心情特别忐忑，因为知道当时中国仍在“文革”，“感觉来中国就像去火星一样”。在启程前，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关系办公室的弗朗西斯?坦尼为他们准备了关于中国的简介。“他们告诉我，中国人觉得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他跺了跺脚下的砖石，“不论是1973年还是这次，只要站在这里，我就觉得中国人是对的，因为这里如此雄伟。”

乐手理查德?赫勒1976年才加入“费交”，但他听老乐手们说了无数次当年来中国的故事。在他听说的版本里，当时乐手们在中国享受的一切都是VIP待遇，比如，由于中美当时没有正式建交，乐团来华持的是双方政府承认的特别护照。中国政府为他们的出行开辟了专门的车道，并且在他们搭乘的大巴上贴了特别的标记，路上行人只要看到就会鼓掌。至于食物更是丰富精致，很多中国的点心小吃，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还有人特意去问服务员该怎么吃。更让乐手们惊讶的是，住的酒店房间里居然还放了伏特加酒，喝完后，不用提醒服务员，下次回屋，就会发现已经换上全新的一瓶。

如果说老乐手们来长城是重温旧梦，卜励德则是弥补遗憾，因为当年“太累了，以致于睡过头而错过了登长城”。1973年乐团登长城的照片里因此看不见他的身影。

这一次，已经76岁的卜励德再也不用像当年那样，在中美两方之间为演出中如何调和音乐和政治的配比而焦头烂额，他终于可以满心轻松地登上长城。“对我而言，这次安排重访长城是个好主意——39年后，我终于可以有一张和乐队成员在长城上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