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移民

最近同事们聊天，经常不自觉就转到移民的话题上。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起来，有的人留下，有的人离开。中新社的一篇报道说，去年一年，就有25509个人永久移民澳大利亚了。这个数字仅次于印度，使得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移民来源国。我想象着这些人，也曾与我们一样，屡次三番地聊着移民的话题，直到有一天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他们的家园，卖掉他们的房屋，告别他们的亲人，登上远去的飞机，到赤道以南的那个国家去。若在以前，这其中必有黯然销魂的漫漫旅程，但现在地球真的小如一只皮球，只是一次长聊的时间就结束了，还来不及伤心，一个新的风景就扑面而来。

人挪活，树挪死，安徽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的许多人，大概是忘记了先人的这句话。他们计划从越南的原始森林里引进250棵百岁以上的紫薇树（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听的数字），作为其苗木基地精品园的一个重要项目。结果首批移过来的98棵树，集体客死他乡。当地农林水务局的官员分析，有路途遥远保护不到位的原因，也有树木水土不服的问题。剩下那一百多棵树，不知道是否可以因此而免去背井离乡，失却根脉的伤痛——这连根拔起的痛，才是真的痛哇。

说到背井离乡，我们谁又不是？离开家乡，告别父母，远游闯荡。若在古时，还有衣锦还乡一说，现在更多时候，我们是连回都不再回去。前段时间，65歲的北大校长周其凤回乡为母拜寿，情到浓时，下跪当地，拥母哭泣。这本应是一副感人至深的慈母孝儿图，但因为周其凤之前引发争议的言论，加上现场的一台摄像机，这一正常的乡村寿宴，就被许多人解读成是周其凤安排的一场炒作。对习惯了感情表达上克制隐忍的国人而言，“其凤探母”的行为，或许并非最好的孝道表达，但也绝不应该是最坏的一种呀，因为他毕竟踏上了回家的路。（详见本期时政版中国栏目）

与故乡的隔离，其实在我们还未离乡之时就早已发生。这是一种被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称为“除根”的过程。在《流放者的归来》中，他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正统教育中，很少提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在我们的课本里，在我们课外的读物中，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整个国家的历史，是这个世界的构造，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过去与未来，而故乡的历史地理人文风貌，却少有提及。至少在我印象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考利说，“我们被剥夺掉一切的地方自豪感。”于是，谈及家乡，我们只知道它当下发生的变化，但是对于它的过去，它更深层次的东西，却不知从何说起。

也难怪湖北省利川市在宣传自己时，只会想出“我靠重庆”这样的广告语。这可不是偶然的个例，记性稍好点的人，大概都记得江西宜春市曾经以“一座叫春的城市”这样的话来宣传自己。近几年来，出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考量，地方主政者也开始意识到打造城市知名度的必要性，许多城市想尽办法宣传自己。7月18日《南方日报》报道说，广东的佛冈县也不甘人后，打出了“更近更爽更给力”的宣传语，这几个字已经印到了当地领导干部的名片上。但是，只凭着这几个容易引人歪想的词，谁又能看出它是在描绘一座城市呢？

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我们像风中的垃圾一般随风飞舞。”当然，他是美国人，他所描绘的，是二战之前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