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不跟随者的胜利

沈佳音

“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多少有些不期而至的感觉。在多年孤独的坚持之后，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集的建筑师，对于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位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这个惊喜是巨大的，因此我要感谢评委睿智而公正的评价。”5月25日，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王澍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取了2012年的普利兹克奖。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这项“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本土建筑师。

他依然穿着他那身标志性的黑色中式布衫，目光如炬。转过身，他再度发难，不改其犀利本色：“在历史中，民间的普通人都能建出美丽的建筑；但有趣的是，我们的新城市、新建筑却很糟糕。如果这是专业建筑师干的，那么我甘于业余。”话音未落，全场掌声响起。

孤独的战士

从一个建筑系的普通学生开始，王澍便一直像个孤独的战士，向中国建筑界猛力开火，不留情面，不肯妥协。在东南大学读大二时，他便宣称没有老师可以教他了。读研后，他在一个讨论会上当场提出三无理论，即中国目前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他更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现代建筑师，半个是我老师，一个就是我”。

人们常常简单的把王澍理解为一个“愤青”，他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与行动，都使他站在了中國建筑界很多人的对立面。即便在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关于他的争论也余波未息。中国美术学院博士闻松便公开撰文批评王澍设计的美院象山校区 “为了现代造型的需要以及追求山水田园的情调损害了空间的实际利用率”。

对于这些批评，王澍十分清楚，但他自有一套哲学：“我们为什么不走出来呢？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树，我们完全可以像佛陀一样在那个树下上课。整个的教学空间不仅是为了今天人们的习惯，而是它开放了一个更多样的可能性在里面。”在王澍看来，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王澍希望在这里恢复带有中国传统书院气息的大学。

王澍的建筑不是完美的，他的理想主义有时的确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在抄袭、复制西方成风，千篇一律、到处以重现“小曼哈顿”景象为荣的中国城市中，王澍的建筑昭示的是另一种可能。

就像他设计的那座像航船般停泊在潮涨潮落甬江边的宁波美术馆。当初，很多人建议要用玻璃幕墙，认为这样才看着与国际接轨。但王澍绝不愿跟风盲从，他遍访世界各国的美术馆，也绘出它们的图纸，最终拿出的设计却是独一无二的“集装箱形状”，包裹美术馆的每一扇木板门都可以打开，象征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它就像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建筑，属于这里，带着宁波“码头文化”的印?记。

“说王澍不懂西方建筑，那简直是瞎扯。” 宁波美术馆馆长韩利诚对那些抨击王澍“杂耍中国文化、不懂现代建筑”的声音不以为然。同样的，王澍也并不死守中国传统。如果他的学生胆敢直接模仿做出一个传统的东西来，他一定给不及格，因为传统是死的，要整活了才是新的。

著名建筑师刘家琨说：“都说王澍有些反叛，我不觉得。他是太严肃太认真，不愿不求甚解，不愿人云亦云，他是因为打破了砂锅才被人当做异类的。”

十七世纪的文人

年轻时，王澍也曾充满激情地拥抱现代建筑，接着就遇到后现代建筑，在厌倦了这种矫情的风潮之后，又为解构建筑的哲学而兴奋。他早期第一个大型建筑作品便是1989年建成的海宁青少年宫，建筑主体嵌入红色立方体，灵感来自田壮壮执导的影片《摇滚青年》中一群少年在故宫午门广场跳霹雳舞的画面。

然而，王澍心中始终有所困惑：“这是根源于我们自我文化的建筑吗？”

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期，房地产业狂飙突进。王澍却选择了退隐，寻找内心困惑的答案——有困惑的，不只是他，只是大多数人都选择回避，埋头挣钱，王澍做不到，他清楚自己的坚持是什么。

这正如同他最尊敬的中国近代建筑师童寯先生。作为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童先生留学美国宾大，游历欧洲，西式建筑素养深厚。但留学归来，却全心投入中国传统建筑史，特别是园林的研究与调查中。到了晚年，当面对礼崩乐坏的动乱时代，他毅然不做建筑设计。

王澍对老先生最为敬佩的不仅是学问，更在于其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文士的风骨和情趣。他自己身上也确有老先生的遗风。他把和妻子陆文宇共同创建的工作室命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业余”是王澍对他俩状态的形容，也是他们刻意标明的“独立”姿态。这与对专业的态度无关，而是意味着他们和大部分中国建筑师大肆建造的行为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妻子是王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很感谢妻子那种天然而然的态度。在他七年不工作，依靠妻子工资生活的日子里，陆文宇一直很淡然。他们一起在西湖边喝茶闲坐，看日出日落。

在妻子的陪伴下，原本就耐得住寂寞的王澍愈发地洒脱，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到中国美院任教后，每年春天，王澍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子。有个朋友问他，那些园子你怕是都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他回答说：“我愚钝，所以常去。在这个浮躁喧嚣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但王澍的退隐并非彻底的避世，而更像是蛰伏。杭州的钱江时代是他迄今为止接手的唯一一项商业项目。他希望即使在高楼大厦里也依然能找到中国人传统的生活经验。他把六栋一百米的高楼每两层形成一个院落，4到6户人家共用一个院子。每家每户都可以在这里种树，乘凉，闲坐。“我希望不管这栋楼造多高，都要让大家回到住在两层楼房里的感觉。这不仅是造型和艺术，也包含生活经验的延续和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

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建筑师必须对当下的问题有所思考，有所担当，否则就丧失了在这个时代做建筑师的资格。“房地产包括住宅在一个城市里一般要占到90%左右的量，这是整个城市建筑当中的主体，如果我们这些建筑师在这样一些活动当中缺席的话，我们很难谈我们的试验是有彻底性的。所以当时我就说要尝试一下。”

不过，即使在出山之后，他仍跟其他建筑师的大拆大建不同，一年只接一个项目。这次获奖之后，他也只说，最多一年做两个项目，不肯再多。“我提倡的是坚定的消极态度，而今天大家都很积极、亢奋。”

王澍常常说自己首先是个文人，而且还是17世纪的文人，只是碰巧做了建筑师。所以他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对这个时代始终有一种责任感：保持一种退隱山林的姿态，却不放弃介入甚至改变社会和文化走向的志向。

“王澍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创作理想和获得市场成功之间需要选择。今天在中国，像王澍一样坚定地抵制市场压力，保持独立的价值观是不容易做到的。摇摆只能是机会主义的，执著是必需的。”普利兹克奖首位中国评委张永和说。

重建当代中国建筑学

很多中国建筑师都害怕赶不上国际潮流，拼命地在追赶，王澍却一直按着自己的节奏闲庭散步。他觉得你再怎么追赶，都是跟着人家后头在走，永远跟不上流行的脚步，因为真正的流行都是在变化，都是在自己不同文化里面原生出来的领先的那个东西。

每一次，王澍都想用他的作品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寻找对抗的缝隙。他的代表作之一便是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整个校园仿佛是一个安静的江南村落。白墙黑瓦的教学楼前是一片片灿烂的向日葵，还有一亩亩绿油油的麦田。散落在校园各处的河塘边，一丛丛芦苇在风中飘荡。

“影响城市未来建筑的两大标志性建筑，一个是北京的CCTV，另一个就是美院的象山校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方向。”王澍底气十足地说，“现在中国城市里面所有高大威武的标志性的建筑，我看了都浑身起鸡皮疙瘩，象山校园其实是所有这些标志性建筑的反面，如果说它有一个对象的话，对象就是这些。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是一个弱势群体，象山校园是这个弱势群体以某种自信的方式在对他们发出挑战的声音。”

他所率领的建筑学院则想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学。他希望他的学生能成为哲匠，既要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又要懂得熟练的技术活儿。他要求学生去观察老百姓是如何生活，跟工匠学会和灰、砌墙、木工等技术活儿，还要练书法，学绘画，读《老子》、《论语》……

很多人也据此认为这个学院必然是收缩向内，与西方相对隔膜的。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却说，王澍是中国新一代建筑师的代表，既有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又有深切的本土关怀。王澍的建筑学院是学校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院，对外交流也最多。

这些年，王澍一直在全球巡回演讲，希望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建筑和现状。他常常提到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这是一张典型的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一些外国建筑师听了特别激动，觉得遇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建筑学。去年，王澍成为第一位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客座教授”的中国本土建筑师。“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文化，我们要自我尊重。如果我们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我们怎么可能指望别人爱护和尊重我们？”

王澍个人简介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学奖获得者

是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个中国公民

他执着践行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

享有“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美誉

代表作品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宁波博物馆

宁波美术馆等

荣威950评论

既有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

又有深切的本土文化关怀；

既是阅尽技艺的手工匠人，

又能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像艺术家般充满想象。

做一名“哲匠”，这是王澍坚守至今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