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乔恩·埃尔斯特在他的著作《理解马克思》的序言中写道:“G·A·柯亨(Cohen)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的出版是一个意外(revelation),它突然改变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必须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我还发现,不同国家的同仁们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1]2历史往往由埃尔斯特所述及的诸多的“意外”与“偶然”构成,但这些“意外”与“偶然”恰恰孕育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柯亨及其他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继阿尔都塞之后扛起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大旗。
马克思主义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为诞生标志的160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阵营内部都不断地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以一种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哲学的武器而存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开始初现端倪;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马克思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则进一步走向深化;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重焕青春”和国际工人运动遭受挫折的大背景下,自由主义也乐观欢呼“历史终结”理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或“重释”或“重建”或“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支队伍中最为重要的生力军之一。
人本主义(Humanism)一词来自拉丁文的“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人性”、“人情”和“万物之灵”[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