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翔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上海200333)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各民事主体介入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同一债务人所负债务的诉求也就随之涌入法院。当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所有债权的情况下,此时就涉及如何协调多个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就债务人现有财产进行分配的问题。由于我国现行法律采用的是有限破产主义,当涉及非法人主体“资不抵债”时,出于对此类主体债务概括清偿的法律调整需要,且为弥补有限破产主义的不足,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设立了“个人破产”的过渡产物即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试图由执行程序出面修补与调和,以权宜满足非法人主体“破产”的法律需求。虽然破产与参与分配制度均旨在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之权利,但两者在程序属性、适用范围以及法律后果等诸方面互有侧重,存实质差异,绝非仅是简单的“债务人属性”之别。另外,基于参与分配制度承载着替代和填补破产制度缺漏的功能设计初衷[1],这种程序上嫁接式的填补(即赋予崇尚效率优先的执行程序以债权平等之价值理念)反倒使得隶属于执行程序的参与分配制度与整个民事执行不甚协调,加之相关条文寥寥且原则笼统,以致参与分配程序在适用时屡现弊端且众说纷纭,各地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之间对参与分配程序的理解和操作也各异,足见当初制度创设者在其功能定位上的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