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民,董 坤
(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 100040)
为了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满足实践的现实需要,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侦查行为”一章中设专节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技术侦查措施初步实现法定化后,如何保障其使用中的法治化、遏制权力恣意,仍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对此,笔者认为应从技术侦查使用的内部程序性控制以及外部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两个方面对技术侦查予以规范,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纵观世界各国技术侦查的适用案件,它们都遵循了重罪原则的标准,即只能针对重大的刑事犯罪,不能泛化到所有的犯罪案件。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在重罪和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二年或二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①美国监听法规定,对于《美国法典》第42编规定的犯罪,可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一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可监听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第1款(1)规定,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过失犯罪可以允许谈话或者电话的监听③。新《刑诉法》规定了“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采用技术侦查。考虑到我国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