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浮现》中的“他者”形象

黄向前，栾 颖

（1．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2．黑河学院外语系，黑龙 江黑河 164300）

解读《浮现》中的“他者”形象

黄向前1，栾 颖2

（1．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2．黑河学院外语系，黑龙 江黑河 164300）

《浮现》讲述的是无名女主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寻找失踪父亲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传达了对加拿大民族身份、女性与自然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关注。小说中的后殖民地、女性与自然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被排除在男权中心之外的“他者”。

浮现；他者形象；后殖民地；女性；自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女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曾几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50多部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但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文学批评，她的作品都表现为三大主题，即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倾向和环保生态关怀。在小说《浮现》中，这三大主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作者表达了对处于“他者”边缘地位的后殖民地加拿大、受男权传统观念统治的女性以及被现代人类文明蹂躏下的大自然的深切关注与同情。在阿特伍德看来，女人和自然都是文明的他者，他们所遭受的困境及压迫都源自二元式的思维方式和父权制的世界观，而“加拿大的境遇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类似，属于被压迫者，处于社会边缘”。[1](P73)

一、加拿大的“他者”形象

加拿大在欧美国家中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历史上曾经是英法的殖民地，在文化和政治上都继承了英法的一些传统；地理上受制于强邻美国，面临着美国对它的军事经济控制以及对其北部自然资源的破坏。加拿大处于美国和欧洲的夹缝中，缺乏精神上、身份上的归属，其殖民地的自卑情结和受害者心理在加拿大人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加拿大人处在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境况。[2](P303)一方面，虽然从1867年加拿大通过和平手段从大英帝国夺回了自治权，但原宗主国英法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加拿大人的影响依然存在，原来的殖民痕迹依然随处可见。在小说《浮现》中，作者和友人开车抵达城市标界之前，标界的标志就是一块牌子，“一面写着法语的‘欢迎’，另一面写着英语的‘欢迎’”。[3](P8)另外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是大卫在钓鱼时仍然不忘记哼唱：“从前，不列颠的海岸上走来勇敢的英雄沃尔夫：他的英勇事迹传遍家家户户，响彻在广阔的加拿大大地上……”。这首带有明显殖民痕迹的歌曾经响彻加拿大的每个角落，即使独立后的加拿大人也难以一时根除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

另一方面，加拿大这样一个“离天堂很远，离美国太近”的国家，它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无时无刻不受到与其一依带水的邻邦美国的威胁。在小说《浮现》中，美国的影响随处可见。在小说的第一段作者就写到：“岸边的白桦树就要死去，它们患上了从南方传染过来的什么树病”。回到家乡的路途中，作者和朋友路过那些供旅行者休息的小屋时，“上面挂着‘通往北方’的牌子，至少有四个小镇都挂有同样的牌子。”美国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偏远的加拿大北方，北方的土地竟然驻扎着美国士兵，飘着美国国旗：“我听说美国人早已离去，但这也许是个骗局，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长期住下去了。将军们住在混凝土筑起的掩体内，普通士兵住在地下房间里”。美国人的形象无处不在，就连被残杀的小雄驼鹿也被打扮成美国人的形象：头顶棒球帽，手擎一面美国国旗。

与此同时，加拿大的自然环境也正在遭受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蹂躏和践踏。美国已经代替英国成为帝国主义的中心，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抢夺世界上的宝贵资源，加拿大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美国掠夺的对象，美国人在这里开办电力公司，他们砍伐树木，破坏湖围，捕鱼者和打猎者把树林搞得乌烟瘴气。贪婪的美国人用现代工业生产的廉价肥皂剧来换取加拿大不可再生的净水资源：“他们现在缺水，特别是纯净的水……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地和政府做交易，让我们极便宜、甚至分文不取地供给他们净水，而换回来的，是那些越来越多的肥皂剧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二、女性的“他者”形象

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到：“只有男人能代表人，男人定义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意义上被定义和区分，而不是相反；女人作为偶然的，不重要的一方，与必然的核心的部分相对立。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4](P8)在一切以男性价值观为准绳的世界里，男性作为绝对的主体而存在，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边缘化的处境和地位，只能按照男性的要求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看到一位和她年纪相仿的女人，上身穿一件无袖运动衫，下身是一条宽松长裤时，不禁想到“老神父一定是去世了，他反对人们穿宽大的裤子，坚持妇女做礼拜时要穿长长的能遮住身体的裙子和黑色的长筒袜，手臂必须遮盖得严严实实。穿短裤更是触犯天条。”小说中的很多女性包括女主人公在内，都是没有名字的，就连经营一家商店的老夫人也是用“大妈”来称呼，因为“那时候女人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在父权中心文化中，命名权向来属于男性，妇女只有服从和被命名，她们一直处于被支配、被命名的地位。名字不仅是一个代号，它更体现了一种权利关系。名字的缺失也就意味着女性独立身份的缺失，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于男性的身份特征，也就意味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不能独立于男性而存在，只能充当男性的附属品。

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摄影机等现代高科技工具一般为男性所掌握，象征着男性的权利和欲望，用来摄取和固定女性，女性自然成为了被捕捉的对象。《浮现》中的大卫随身带着他的摄像机，拍摄一些在城里看不到的玩意进行“随意取样”。面对被剥了皮的驼鹿和被自己杀死的鱼，以及鱼的内脏、鱼鳔和韧带，他们统统拍摄下来以示自己的强大。他们不仅从对自然的蹂躏中获得快感，还将折磨对象对准了自己的同类。大卫逼迫安娜在大庭广众之下拍摄裸体录像，安娜不想拍照，可当她想逃跑时却被大卫紧紧钳住，“安娜被举了起来，大头朝下地趴在他的肩膀上，潮湿的头发像一根根绳子垂落下来”，最后她只能在大卫“脱还是被扔进湖里”的威胁下被迫就范。当乔想劝说大卫不要强迫安娜时，大卫给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她是我的妻子”。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眼中的消费品，以外在而非内在得到评估”。[5](P59)故事中安娜和大卫虽然结婚9年，但每天不仅要在大卫起床之前就化好妆，而且晚上都是在熄灯后才上床睡觉，就因为大卫不喜欢看她不化妆的样子。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大卫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最终裁决者，安娜只能被迫顺从。

小说中的男性不仅是现代技术和科技产品的掌握者和主宰者，还借助现代医学技术和器械对女性身体的自然性和自主性加以野蛮破坏，粗暴干预女性的生育过程。女主人公就是其中的受害者。女主人公曾怀有身孕，但对这个胎儿具有“拥有权”的人的却是孩子的父亲：“它在我体内生长，可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孵蛋器’，他控制一切”。已有家室的男友为了自己的声誉安排她接受流产，打掉孩子对他而言，“就如同割掉一个疣那样简随意单”。对于浮现者来说，这是一场“杀戮和谋杀”：“他们对我进行施暴，把我绑起来扔进死亡机器、虚无机器，我的双腿又会被固定的金属框架上，他们悄悄地拿着刀子。”男友觉得为她安排流产是在帮助她，使她获得新生，浮现者却觉得她不但没有获得新生，反而在体内被种下了死亡的种子。被迫堕胎的遭遇使小说女主人公的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现在也是文明社会滥施暴力的结果，女性和动物同样都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都被囚禁于男性的目光之下，成为被蹂躏的他者。

三、自然的“他者”形象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早以从“敬畏自然”变成了“征服自然”，人类把自己作为万物的中心，自然仅仅被当成人类实现目的的资源，其价值与重要性也要通过人类的利益来赋予和定位。“自然和女性的特征、身份和价值都遭遇到相同的定位：她们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是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他者’，其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她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完全取决于人（男性）的需要和欲望。”[6](P174)在《浮现》这部小说中，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教条的现代文明对自身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加速了入侵的步伐和蹂躏的程度，人类凭借文明的力量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掠夺和对无辜生命的滥杀让人触目惊心。小说女主人公在返乡的路上看到了自然环境在现代文明的“改造”下的景象：岩石被炸开，树木连根拔起，针叶变得发红；白桦树在枯萎，沙土在流失。“附近到处是垃圾，橘子皮，空罐头盒，还有一堆油腻的臭烘烘的纸，这是人类的痕迹。就像狗在篱笆上撒尿，这无名的无边无极水域和未曾归属的土地上去驱使着他们要留下自己的签名，划出他们的疆域地界，垃圾是他们完成此举的唯一手段和东西。”小说中不断出现人类残杀自然生命的场景：被剥了皮的驼鹿，被杀戮的苍鹭，被活生生砸碎脑袋的鱼以及被用来做动物标本的猫的尸体等，都血淋淋地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粗暴征服和冷酷无情，揭露了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压迫性实质：处于“他者”地位的自然一直被人类视为无声的，被动的接受者，人类有权探索它的秘密，征服它的野性，索取它的资源。[7]在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人们追赶潜鸟的一幕：“当潜鸟潜入水中，他们就立刻冲上去，不给它起飞的机会，直到它们被淹死或是被船下的螺旋桨绞成碎块。荒唐的杀戮，只是一场游戏，游戏过后，他们就腻了。”

人类不仅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还以动物的死难为乐，野蛮地剥夺了自然界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达·芬奇对人类蹂躏自然的这种暴行提出了强烈的抨击：“人类真不愧是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我们是靠其他动物的死亡而生存的，我们真是万物的坟场”。[8](P27)

四、结语

在西方评论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这部《浮现》被当作是一部女权主义小说，也有人认为是一部生态力作，更有人把它看作一份民族宣言，这不仅说明小说深邃的思想内涵，可做多重解读，也为本文从“他者”的角度重新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理据和空间，再现了阿特伍德对民族身份、对女性和大自然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

[1]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2]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蒋立珠译.浮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De Beauvoire,Simon.The Second Sex[M].London/New York：Foursquare Books.1965.

[5]南宫梅芳等.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法)西蒙·德·波伏瓦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7]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

[8]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郭剑卿〕

The Image of＂the Other＂in M argaret Atwood＇s Surfing

HUANG Xiang－qian1，LUAN Yin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anjiang Normal College，Zhanjiang Guangdong，524048；2．School of Foreign hanguages，Heihe College，Heihe Heilongjiang，164300）

The novel Surfing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written by a very famous Canadian writer，Margaret Atwood．By exposing that post－colonies，female and nature had been doomed to be＂the Other＂＂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this novel expresses notonly the author＇s deep concern about the surviving state of Canada，female and nature，butalso the quest for self－construction．

Surfing；the image of＂the Other＂；post－colonies；female；nature

I106．4

A

2012-05-28

1．黄向前（1977－），湖南益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外语教学；

2．栾颖（1980－），辽宁盖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用翻译。

语言·文化

1674-0882(2012)04-007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