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文体风范
——李鸣生《发射将军》的示范价值

龚举善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文体风范
——李鸣生《发射将军》的示范价值

龚举善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发射将军》无疑是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文本。它以毋庸置疑的历史意识、人性深度、问题眼光和文体自律,在当下报告文学集群中具有标杆作用。其鲜明的历史意识主要体现在较大的时间跨度、现实的历史参照、应然的未来追求等方面,因而具有浓郁的史诗品格。作品所蕴含的生命至上的人性深度让人怦然心动,这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审视中多有表现,显示了作者人性美、人情美、生态美、和谐美的诚挚祈盼。作者不仅敏感地发现问题、尖锐地提出问题,而且善于分析问题,并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谋求解决问题的契机。这主要体现在关于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国内时局的沉重忧患、个人困厄的理性追问等三个基本层面。同时,作品坚守报告文学应有的艺术立场,具有显著的文体爆发力、艺术表现力和审美吸引力,因而拥有超越自我、接续规范的文本示范功能和文体搭救意义。

报告文学;《发射将军》;历史意识;问题眼光;艺术表现力;文体自觉

中国报告文学从新时期迈入新世纪,实现了文体的现代转进,我们称之为报告文学的“转型期”。综合艺术观念、文体意识、社会功能和文学格局诸要素判断,跨过世纪门槛的报告文学总体上看思想较前解放,主题趋向多元,题材堪称丰富,手法更为灵活,传播空前快捷,接受基本自主,功能逐步显现,地位渐次提升。这从享用独立图书分类号、参评鲁迅文学奖、专设徐迟报告文学奖以及客观上对于读者非虚构阅读兴趣的养成等方面可以得到佐证。但是,毋庸讳言,与“80年代”和当下的小说、影视、动漫业相比,报告文学暂时还难以让人勃发普遍的阅读冲动和强烈的言说兴奋!这一方面说明报告文学终于开始脱离早先过于强劲的社会干预职能而归趋其必备的文学本性,另一方面也难掩诸如边界扩张、材料堆砌、表扬泛滥、篇幅肿胀等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困扰。

新世纪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不止李鸣生一人,李鸣生创作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不止一篇两部,其“航天七部曲”和《中国863》、《国家大事》、《全球寻找“北京人”》、《震中在人心》等一系列作品,堪称部部精彩,曲曲动人。这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家,以其思想精深、选材独特、表达酣畅而被誉为“高科技题材专业户”和“航天报告文学第一人”。在其系列作品中,《飞向太空港》通过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故事,探究了中西方两种文明在发射场上的碰撞与冲突;《澳星风险发射》从澳星发射事故中提出了一个民族应该如何正视失败、超越失败的问题;《走出地球村》是国内第一部书写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从研制到上天全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远征赤道上空》通过对众多航天专家的描写,生动记述了远征赤道上空的悲壮故事以及航天人从陆地走向太空的精神重负与心路历程;《风雨“长征号”》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火箭从国内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试验轨道转变为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轨道的曲折历程以及中国火箭与世界接轨的风险与阵痛;《千古一梦》是一部建立在历史检索、现实深思之上的有深度、有视野、有思想、有激情的不可多得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中国863》是国内首部反映高科技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在科学、文学、知识界率先掀起科技热潮,引起强烈反响;《国家大事》重申“人才问题也是国家大事”的命题,对中国科学家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深层探讨;《全球寻找“北京人”》传播海内外,并由此刮起一股寻找“北京人”的旋风;《震中在人心》以摄影报告文学的方式真实而真诚地发掘出汶川地震现场和精神废墟上复杂人性的美与善。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发射将军》[1]无疑是李鸣生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它不仅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创作水准,而且在当下报告文学创作集群中具有榜样作用,因而拥有超越自我、接续规范的文本示范功能和文体搭救意义。

一、史诗品格:厚重的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并非简单的历史回眸或史实罗列,而是作品中显在的历史叙事和潜在的古今对照中的时间张力以及由此而来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史诗性统合时空,它本质上是作家主体现代意识和未来意识在特定文本中的阐释性存在,因而常常伴随着悲壮性、沧桑感和沉雄美。

《发射将军》鲜明的历史意识主要体现在较大的时间跨度、现实的历史参照、应然的未来追求方面,因而具有浓郁的史诗品格。如果读者有可能完整阅读作者的“航天七部曲”,那么这种史诗意味的感知程度应该更为强烈。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李鸣生在航天这个题材对象上,开掘出了既具历史意义的思想,又开掘出了有分明未来意识的一种理解。……在《飞向太空港》里,李鸣生就已经由中美共同合作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成功,看到了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生活背景下的人,完全可以在飞向太空的高科技领域实现合作,完成人类一起合作寻找新的家园的目的。这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包含着的内容的一种升华。这种理解和升华,体现了作者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了作者的浪漫主义激情。也许,正是这个愿望和浪漫主义激情的存在,更让人感到科学的纯洁和文明。李鸣生把现实和理想结合得如此紧密,在航天这个神秘的领域、这个高科技的舞台上发现了历史的曲线,发现了一种文明的精神和美好的未来。”[2]准确地说,从《飞向太空港》开始,作者的历史意识就显露无遗,到了《发射将军》,这种意识已经内化为李鸣生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的一部分。

1958年,新中国在西北戈壁创建第一个导弹基地,李福泽将军不辱使命,成为发射场上的一名勇将,先后组织指挥发射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枚核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等81枚导弹火箭,为新中国创造了无数个世界第一。然而,“文革”开始,厄运降临,他遭受了4年牢狱之灾!将军去世后,骨灰留在了戈壁滩,陪伴他的是高高耸立的发射塔和千年不倒的胡杨林。在作品后记《历史不是传说》中,李鸣生谈到1993年采访李福泽时的感受:“随着将军的娓娓道来,尤其是将军讲到戈壁滩,讲到发射场,讲到苏联‘老大哥’,讲到当年那一枚枚腾空而起的导弹时,我渐渐从眼前这位龇牙咧嘴地抠着脚丫的老头儿身上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雄壮与魅力;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体味到了历史的尴尬与人生的无奈。”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作者意识到:“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汗,是泪,是血;历史是爱与恨,是苦与乐,是悲与喜;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埋头苦干,是百折不挠的持之以恒,是惊心动魄的开天辟地,是平平常常的点点滴滴,是云山雾罩的真真假假,是层出不穷的是是非非,是周而复始的得失成败,是前仆后继的生生死死!华夏民族从陆地走向太空的历史,既不是古老的神话,也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一段用‘人’字刻在人间天上的真实与壮美。”

本质地看,任何未来都是潜在的现实,而任何现实都将成为未来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现在、未来被紧密连结在一起。不过,作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其写作的着眼点永远应该是现在时态的现实生活。换言之,任何具有当代意义的报告文学写作都是一种潜在的历史书写,因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若干年后不仅不会丧失其意义,反而会因为其史识、档案、文献价值而别具意义。《震撼世界的十天》、《红星照耀中国》如此,《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农民大趋势》同样如此。孙春旻说得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当代人对有价值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记忆方式,是现代历史的一种书写方式。一般而言,报告文学作品与历史文本的区别在于,历史是过去完成时态的叙述,报告文学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叙述;历史不关心具体人物的性格,除非这一性格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而报告文学却要特意突出人物性格;历史是构架性叙事,缺乏细节,没有文学性,而报告文学则是肌质性叙述,细节丰富,讲究文学性。“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历史,是指史学家笔下体系清晰的宏大叙事文本,是‘大写的历史’(History),而报告文学是作家的个人视角的文学创作,是‘小写的历史’(history)。‘大写的历史’的特点是省略细部、强调结论,是经特定意识形态梳理过的、井然有序的宏大叙事,‘小写的历史’则是个别的、片断的、细节化的个人叙事,未必纳入特定的意识形态范式之中。作为小写的历史,报告文学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细部,实现历史的具体性,使历来高瞻远瞩的历史表达回归到实实在在的生活层面。这种‘小写的历史’越多,历史的肌质就越丰盈,‘大写的历史’文本中那种先天不足的笼统、空白、含混、矫情,乃至在权力压迫下产生的扭曲,就越有可能得以补充和矫正。”[3]

表面上看,《发射将军》从1956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要努力改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继而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并批准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一直写到1997年7月15日李福泽将军的部分骨灰安放酒泉基地、实现其“魂归发射场”为止,自然时间前后近42年。但作品在展开酒泉基地宏伟画卷、书写李福泽豪迈人生的同时,纵涉古今,旁及中外,其纵横捭阖的历史时空已远远超出李福泽进入戈壁直至离世的数十个春秋。这也正是作品焦点突出、以点带面、“小”中见大的玄机所在。

试以作者的历史考察为例。关于“酒泉”的来历,作者认为,作为丝绸之路的河西重镇,酒泉在西汉以前是匈奴的游牧之地。公元前121年,开辟河西,相传著名将军霍去病远征匈奴,凯旋至此,汉武帝特赐御酒一坛以示犒赏。因城下有泉,霍去病便将皇上御酒倒于泉中,与三军将士一同豪饮,于是,当地百姓便将此地叫做“酒泉”。在此,历史真相已经不再重要,引发我们评说欲望的,倒是作者关于“酒泉”这一地名美好的时空追溯。到了黑城遗址,作者借李福泽之口写道:“据史料记载,公元10世纪左右,中国的西夏王朝就建都于此。建都前,大批移民在这儿繁衍生息,放牧打猎;建都后,拓荒垦地,人丁兴旺,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文字,还将泥活字印刷术演进为木活字印刷术。后来随着蒙古的崛起,黑城不断遭到侵略,最终消亡在成吉思汗统领的十万大军的铁蹄之下。黑城落入元朝不长,又被明朝攻克。再后来,随着郑和下西洋发现了海洋航道,明清帝国的目光便开始投向蔚蓝色的海洋,于是辉煌了几个世纪的大漠疆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热闹非凡的丝绸之路日见凋敝,名扬四方的黑城沦为一座死城。”在描述额济纳旗时,作者再生古今联想——早在新石器时期,东西方文化便开始在此交汇。西汉战胜匈奴后,在这里设置了“西海部”。唐、宋、元也在此建立过自己的地盘。可自明朝始,额济纳旗被荒芜500余年。1730年,蒙古人迁此放牧。1772年,乾隆皇帝在此设置额济纳旗,延续至今。千百年来,戈壁的漫天风雪,吹走了无数的尘埃与黄沙,却留下了无数意味深长、经久不衰的动人传说;而戈壁滩的烈烈长风,久久传递的则是中原儿女与北方游牧民族玩命厮杀时带血的呐喊。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部还妄图在此建立秘密军事基地。然而恐怕上帝也没想到,当历史的巨轮隆隆驶进20世纪50年代时,一支神奇的大军从天而降,竟然要在此地创建新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场!这种悠远而简约的荡开一笔的写法,不仅增加了叙述的历史感,而且调节了文本的行文节奏,平添了写作趣味和阅读情致。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宽广的文化背景,既激活了沉睡历史中的当代元素,扩展了作品的史诗时空,又使作品具有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人类学、文献学、科学、文学等多方面的鉴知意义,可谓文约意丰,一举多得。

二、生命至上:健朗的人性深度

《发射将军》既有广度也有高度,但读之让人怦然心动的,则是它那博大、健康、明朗的人性深度。这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审视中多有表现,充分显示了作者人性美、人情美、生态美、和谐美的诚挚祈盼。

作品向我们敞开的自然情怀具有很强的视像性、情境性,借此营造出如诗如画的意境和氛围。其中,三幅“图画”颇有代表性。

一是“酒泉鸟瞰图”。李福泽乘坐飞机首次进入酒泉上空,但见“机翼下白茫茫的云雾似一条湛蓝的大河,涌起千朵浪花万层波澜;蟒蛇般的山脉蜿蜒起伏,造型神奇千姿百态;大片的云雾扩散开后,太阳羞羞答答地露出脸面,神秘莫测浩如烟海的戈壁滩便实实在在地进入了将军的眼帘”。

二是“戈壁胡杨图”。李福泽带苏联专家来到戈壁滩弱水河畔一片胡杨林前,一下子惊呆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好大一片胡杨林!时值金秋,苍劲的枝丫,灰绿色的叶片,斑斑斓斓,如潮如汐,漫及整个弱水河畔。胡杨千奇百怪的丰满造型,超凡脱俗的独特布局,坚韧不拔的傲然身姿,在万道晚霞的照耀下,在浓浓秋意的渲染中,简直如同一幅风格凝重、神韵游荡的组合油画!”沿着弱水河岸一路走过,很快来到另一片荒漠,“举目望去,但见眼前的一大片胡杨,与刚才看到的胡杨迥然不同。这儿的胡杨全是树干,没有一片树叶;枯瘦的树干如同一双双没有皮肉、只有骨头的手臂,高高擎起,直刺长空——既像是在面向苍天发出某种呼喊,又像是在俯视人间暗示某种真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深深的思索。”

三是“将军垂钓图”。李福泽为了与苏联专家罗金组长交朋友、“套”技术,约他去弱水河畔钓鱼。“戈壁的春天来得晚,已是初夏时节,春天的脚步才刚刚迈出门槛。但戈壁滩春天的脚步一旦迈出,万物复苏的景象便比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为强烈,也更为鲜明。将军和罗金来到弱水河畔时,河岸还无一个人影,只有轻轻摇曳的红柳和静静流淌的河水。将军与罗金并肩坐于河畔的东岸,各自手里握着钓竿,默默垂钓。”

上述三段文字都以李福泽为中心视点,有俯瞰,有平视,有远观,有近景,有全貌,有聚焦,有形质,有神采,有静态,有动感,多方位勾画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互惠关系。即便是将军送徐明去“五七干校”时,望着路边的红柳,也意味深长地说,初到戈壁时,“我也不理解,戈壁滩的气候如此恶劣,又是风又是雨的,这些红柳怎么能活下来呢?后来我听说,红柳最不怕的,就是风沙,只要被风沙埋没一次,就会长高一寸;风沙把它的根埋得越深,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狂风暴雨,飞沙走石,风霜雪剑,电闪雷鸣,其实正是红柳在戈壁滩生存的唯一的条件和理由”。一语双关,情景合一,极具感染力和启示性。

作品还写到人与动物间的友好共处,尽管这种共处关系在大饥饿年代可能遭遇人为的异化,但闪耀其中的人性光辉足以打动每一位善良的读者。作品写到,因为吃不饱肚子,李福泽带人出去打黄羊。傍晚时分,将军一行终于发现一只黄羊。“这是一只少见的气质极为高贵的漂亮的黄羊,它优雅地站在潮湿的河边,并不急于喝水,而是先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而后才咬起一棵骆驼刺,细细地啃了起来。黄羊圆润的舌头一伸一缩,吃得很香,很甜。片刻,黄羊缓缓抬起头来,嘴上叼着半截骆驼刺,眯缝着眼睛,望着渐渐西沉的太阳一动不动,然而,就在将军即将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手指却蓦地僵住了!因为将军从准星里清楚地看到,这只漂亮的黄羊原来是一只身怀六甲的母羊!母羊的眼睛清纯如婴儿般透明,充满了母性的万般柔情。将军被母羊的这双眼睛深深地打动了,一向勇敢的手臂随之垂落下来”!虽然饥饿难忍,但那只母黄羊的纯净、高贵和柔情,唤起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心中的怜惜和悲悯,这是战胜饥饿和屠杀之后对于生命的至高敬畏,也是对母性的尊重和崇奉之情的自然流露!这种同样高贵、圣洁的感情,显然超越了简单的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饥饿之间的对立状态,读来油然而生温馨与感动,极大地强化了作品的情感冲击力量。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健康人性。最为典型的情节之一是,这位“要饭司令”跑到刘亚楼家里拿回半袋奶粉熬成一锅奶汤让战士们喝下去的细节。李福泽不仅对自己的部下、战士无比关爱,对苏联友人同样照顾有加,并与某些苏联导弹专家结下深厚友谊。作品第三十二节重点叙述李福泽等与罗金饮酒话别的场景:“两个多小时,转瞬即逝。罗金一边讲解,一边喝酒,一边和将军等人耐心交谈。中苏两国专家,在交杯换盏中,将一切误会稀释为一腔纯情;而两国军人血脉中的豪迈与真诚,却像从心底长出的翅膀,穿越两国政治地缘的篱栅,而后飞向天国。皆因情真意切,离别愁绪,罗金眼里布满血丝与泪痕,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而将军们,该问的问了,不该问的也问了。道别前,将军把妻子唯一的一个翡翠手镯放在罗金的手中,让他带给远在莫斯科的夫人;而罗金留给将军的,除了满满一页纸的弹道测量计算公式,还有一枚金光闪闪的P-2导弹模型!”第三十三节写卡瓦廖夫离开基地的头天晚上为中方技术人员讲课的情景同样感人。这种超越国界、民族和个人利益的博大友谊,为作品的人性书写别添了一抹亮色。

当然,李福泽虽然征战一生,无暇顾家,但他照样深爱着家人。特别是出狱退休以后,更是沉浸在一家三代所特有的天伦之乐中。他喜欢看书、聊天、下棋、气功、养花、游泳、钓鱼,每当钓起一条鱼来,孙子便拍手大叫——爷爷,鱼,鱼!“将军便哈哈大笑,笑得一方池塘荡起层层涟漪。”这层层涟漪,与上述战友情、朋友谊、家人爱一道,共同支撑起“发射将军”李福泽丰满的性格魅力和作品健朗的人性谱系。

三、反思能量:新锐的问题眼光

问题眼光印证并标志着作家的思想高度、忧患意识和建设情怀。在《震中在人心》的后记中,李鸣生郑重申明:“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思想的基点是对历史客观的审视与真诚的反省;思想的意义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人类。”[4]如前所述,他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客观的社会生活,即包括狭义的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更指涉业已开端、正在发生并有可能继续延伸的社会现实。对《发射将军》而言,思想性的显著表征就是新锐的问题眼光以及相伴而生的反思能量。

问题眼光不仅源自生活阅历,而且与作家的思想境界、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如影随形。纵观李鸣生的一系列创作,新锐的社会观察和独到的思想透析是其一贯追求。读罢《发射将军》,这种感受十分强烈——新中国的导弹、火箭、原子弹事业何以在异常艰难的年代起步?苏联撤走专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出现严重的大饥荒?长达数年的大饥荒并饿死那么多人难道仅仅是自然灾害所致?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何以在和平年代饱受磨难并蹲上4年监狱?李福泽晚年的遭遇到底说明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又是什么?

作家不仅敏感地发现问题、尖锐地提出问题,而且善于分析问题,并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谋求解决问题的契机。这在作品关于国际形势、国内时局、个人困厄等三个基本层面的思考中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在《发射将军》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尽量“回到”历史现场,与主人公一道共命运、同思索。作者特别注意到,1964年大年初一,太阳一露脸,李福泽便驱车沿中苏边境巡视。他很担忧,美国几年前在越南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旨在结成对抗中国的军事同盟。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战略包围,还时不时挥舞原子弹吓唬中国。对于中国西北,美国也比以前盯得更紧了,其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基地上空秘密侦察。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的对峙日趋紧张。更为严重的是,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7000余公里长的两国边境一直冲突不断,苏联并且调集重兵进驻蒙古,秘密部署核战略部队,中苏战争一触即发。酒泉发射基地离中苏边境仅数十公里,倘若战争爆发,发射场将是苏方首攻目标,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新年之际,当将军驾车悄然巡视在中苏边境时,感受最深的其实不是戈壁的寒冷,而是来自北方那扑面而来的滚滚杀气!”或许正是这滚滚杀气,促使中国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加紧两弹研发进程,并极大地激发了李福泽等人的危机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其次是关于国内时局的沉重忧患。这种忧患,集中在三个具体节点上:一是技术落后,二是政治压抑,三是饥饿难耐。新中国包括火箭、导弹、原子弹在内的高科技明显落后于欧美乃至日本,这在当时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借用苏联专家及随后专家撤走所遗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就在技术落后、美苏高压的严峻形势之下,基地又遭遇了国内政治风雨的侵扰。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早在1962年3月21日,因“东风2号”导弹发射失败,一股莫名其妙的追查风就刮到了基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的技术干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担心自己会降职降级,开除军籍;有的操作手整天提心吊胆,夜夜做噩梦,生怕灾难会落在自己的头上;甚至有几位技术干部的家属,半夜三更梦见自己的丈夫被北京来的人用手铐给铐走了,吓醒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摸丈夫,看还在不在身边,摸到丈夫后就再也不睡觉了,也睡不着了,一直坐在丈夫身边守到天亮。”“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福泽不仅无力确保基地不受影响,反而自己也被莫名其妙地关了起来。更要命的,则是瘟疫般蔓延开来的大饥荒。作品第五章形象地描述了1959-1960年酒泉基地的粮荒。到后来,每人每天就只剩下几两粮了,一日三餐,餐桌上除了盐水泡土豆,便是土豆煮盐水,炊事班偶尔抬出一锅青稞稀饭,都能照出人影来,战士们一口气能喝下十几碗!而且由于青稞饭又苦又涩,还尽是沙子,所以不能嚼,进嘴就得咽。虽然此时基地还不至于饿死人,官兵们却因饥肠辘辘,腹中空空,干起活来浑身出虚汗,两眼冒金星,风一吹,脚底像没根的草,直打漂,一晚上要上七八趟厕所,排队拉稀的人比发射场干活的人还多。甘肃某村不少人只能啃树皮、咽树叶、挖野菜,有人出去找粮饿死在路边,亲人连埋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工兵团85%以上的官兵因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山东大汉小邱,1．85米的大个儿,大手大脚,健壮如牛,超期服役5年,连队不让他走。“推电缆盘,别人四人一组,他一人单干;抬水泥杆子,别人两人抬小头,他一人抬大头;甚至有一次往工地运送器材,汽车途中抛锚,他竟一人把满满一卡车器材卸下来,把卡车推出沙窝子,再把器材装上另一辆车!”因为体壮力足,所以饭量也大,一顿能吃16个馒头。大饥荒开始后,小邱总饿肚子。一次,司政机关食堂饿死了一头刚出生不久的小猪仔,司务长心疼不已,守了一整天后将猪仔尸体埋在河边。小邱觉得很可惜,便和另两位战士一起趁黑把小猪仔挖出来用脸盆煮着吃了。这事第二天就被连队知道了,小邱被处理回老家,被迫外出讨饭途中活活饿死在马路上!

再次是关于个人困厄的理性追问。1974年3月22日,李福泽被关进北京通县某枪械仓库的一间发霉的黑屋里。屡建奇勋的发射将军,突然沦为不经审判的囚犯,他感到自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魂阵:共产党的枪口怎么掉过来对准了共产党人的胸口?当年苏区消灭‘AB团’,错杀了多少人?抗战时期山东反‘托派’,整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冤死了多少人?……现实竟变得如此荒唐,如此怪诞!中国到底怎么了?国防科委到底怎么了?世道人心到底怎么了?”李福泽在监狱病倒后,不吃不喝,甚至连驱赶一只蚊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将军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游戏,一个政治游戏;他之所以倒霉,并非他有什么过错,而是他忘记了这个游戏规则,或者说不懂得这个游戏规则。如此而已。”蹲狱期间,他时常躺在床头,默默地看蜘蛛织网。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蜘蛛网上各种各样飞虫的尸体越来越多,他越看越觉得蜘蛛神奇而伟大——“一只小小的蜘蛛,不哼不哈地织出一张小小的网来,居然能网住一屋子的性命,这是何等了得啊!而反省自己,风里雨里几十年来,辗转南北打天下,战场一个接着一个,导弹一枚接着一枚,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名扬天下,威震世界,结果呢?不也成了一只‘挂’在‘网’上的‘飞蛾’吗?”其实,即便在系统内部,“被革命”的又何止他李福泽一人?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上将被关了5年,副主任赵启民中将被关了4年,副主任王秉璋中将被关了10年,基地参谋长徐明少将被关了9年,国防科委副政委肖向荣中将甚至被迫害致死!

上述种种,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谁之过?这是作者用力反思的问题,也是广大读者意欲解答的问题!

四、艺术立场:精到的文体自律

历史意识、人性深度、问题眼光固然是《发射将军》震动我们的重要因素,但其作为近年中国报告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优秀文本的文体示范功能的生成,肯定还有其他更为内在的奥秘。从较为严格的艺术立场出发,我们发现,这种奥秘就在于作者无时不有、高度自觉的文体自律。

一是扎实的现场采访,具有文体爆发力。文学源自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至高无上的原初性伦理。虚构性作品如此,非虚构性报告文学尤其如此。正如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所说,若不假定事实的存在,虚构将无法存在,不论是在一个现实主义小说中,或是在一篇荒诞派小说中,或是在一篇意义被延搁甚至被否定的作品中都同样如此。他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完全虚构的作品将是无法理解的。”[5]尽管非虚构性不是报告文学的唯一性征,但它无疑是报告文学的首要规定。《发射将军》之所以写来得心应手,读过感人至深,首先在于作者对新中国创建第一个导弹基地的壮举和李福泽等人性格相对全面的了解和堪称深入的书写。为此,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李鸣生从四川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甘肃,从甘肃到山东,从研究院到工厂,从工厂到战场,从战场到发射场,行程数万里,采访了上百位将军、专家、老兵和亲属,查阅、搜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史料。经过无数次采访和悉心思考,数易其稿,以披肝沥胆的真诚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通过发射将军的传奇故事,书写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和国第一支导弹部队为巩固国防、提升国力,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孤军奋战的感天动地、鲜为人知的那段激情岁月。可以认为,《发射将军》的采写与发表,充分体现了有感而发、厚积薄发的主体创造精神。

在一次座谈会上,李鸣生真诚地说:“长年累月的深入生活让我深深体会到,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是作品,它蕴藏着最丰富的故事,最深刻的思想,最生动的语言,最鲜活的细节。深入生活不仅是为创作积累素材,更是作家的一种人生体验,一种精神补钙。文学固然是写人的,写人心的,但人心是肉长的,人是活在现实世界的,因此说到底,文学还是生活的。”[6]不过,作者同样明白,从生活到文学的过程毕竟是主体心灵观照下的艺术升华,因此,他没有简单地躺在生活的“睡袋”里,相反,他认为作品中的“真实”与生活本身的事实相比具有相对性,因为作家的采访毕竟是有限的,而文学的表达则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有限性。正是这种源自生活又超越生活的理论认知,使他有可能在生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耦合中走在这个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前列。

二是高超的语言智慧,具有艺术表现力。近年来报告文学屡遭诟病,要因在于缺乏艺术表现力,或者说文学性不足。《发射将军》的榜样作用,很大程度上源于该作无处不在的艺术灵气与文学活力。

作家的艺术功力通常集中表现为鲜明的叙事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阅读审美效应。总体上看,《发射将军》长于叙述,精于描写,真诚抒情,适度议论,写人栩栩如生,摹景如临其境,言情惊鬼泣神,说理力贯纸背,并充分调用诸如比喻、比拟、排比、仿词、双关、反讽、对比、映衬、蒙太奇、意识流等多种修辞性叙事手法,而且不同的叙事方式彼此穿插,交相映衬,从而把作品写得风雷激荡、波澜壮阔,读来“庭院深深”,荡气回肠。如1959年3月6日李福泽亲自到酒泉鼎兴机场迎接苏联专家,“将军身着将军服,伫立风中,衣角被风掀起又放下,再掀起再放下;眉毛、胡子甚至军大衣的领子上,很快就结下厚厚一层白霜。但将军犹如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只管注视着西北的天空。西北的天空湛蓝湛蓝,湛蓝中似乎又躲藏着一个谜团,吸引着人去猜想,去琢磨,去思考,却又让你永远找不到答案——这样的天空不属于拥挤的城市,只属于辽阔的戈壁!而此时此刻,将军反复思考的是,苏联专家到基地后,如何与‘老大哥’打交道,怎么才能伺候好‘老大哥’?”既是叙述,又有描写,同时运用了修辞格,撩起读者与作家、李福泽一同遐想的欲念。可以认为,这类精心打造的文字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如对“钱先生”额头的描写,对戈壁滩寒风、沙子、太阳、胡杨林的描写,对将军“抠脚丫子”、抢接电话、观察蚂蚁花虫打架、蛛网飞蛾细节的描写,对车颠“搓板路”的叙述,对彭德怀打开世界军事地图的叙述,对将军驱车追回“哈军工”的叙述,对李福泽抚摸将军礼服的叙述,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运用这些修辞手法时不仅注意情景配置和文路畅通,而且始终与形象塑造特别是与李福泽的性格刻画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作品始终把李福泽将军性格的刻画和那个风生水起的时代背景有机连结起来,力图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形象,以此实现了文本的社会对应功能和审美放大效果。初入戈壁,“将军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像个好奇的孩子,看着什么都新鲜。车越往前走,他就越兴奋,越激动,也越沉重。眼前是一堆堆千奇百怪、大小不一的沙丘;脚下是片片荒芜凄凉而又蕴藏着无限玄机的土地;远方的天空则显得狭窄低矮,仿佛与大地完全连成了一片。总之在将军眼里,戈壁是那样的壮美博大,如此的孤寂悲凉;那样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如此的迷雾重重深不可测;既有一种渴望拥抱人类的滚滚热情,又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滔滔冷漠。”到了晚年,这位饱经沧桑的倔强老头儿竟然孩子般地期盼着亲情的慰藉,每到傍晚,“将军便坐在一个自做的小折椅上,像一位坐在颗粒饱满的庄稼地边的老农,静静地守候着儿孙们的归来。夕阳在他眼角的皱褶里绣着陈年旧事,时光在他花白的头上写着岁月沧桑。”这种诗意化的艺术表达,既把李福泽的一生烘托得轰轰烈烈,也有效地营造了作品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悠长的意境。

三是自洽的结构方式,具有审美吸引力。作品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自便自足、融洽融通的结构方式上。因这种以纵为主、以横为辅、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给人以回环、照应的纵深感、博大感和完型感,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吸引力,所以这里单列出来简予评析。

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在论及巴赫金对话理论时说过,“诉说越巧妙,真实感就越强。”[7]小说如此,影视如此,报告文学更是如此。除上述所论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常规手法以及微观修辞手段的精到运用外,《发射将军》还特别注重总体框架结构的安排,亦即“宏大诉说”。这种“宏大诉说”结构的主要美学功能,在于将宏大框架与精巧布局结合起来,因而别具建筑上的格式美和风情美。作品主体部分由13章86节构成,前设序章,后有尾声,总计15章。从行文逻辑看,作品以李福泽将军为主线,以靶场建设和导弹发射为核心,穿插了中苏友好及变脸、大饥饿与抗饥饿、导弹试验及文革运动、核弹成功与世界震动等重要乃至重大事件,既实现了线索分明的纵向推进,又达成了以点带面的横向展开。

同时,作品还在史诗形制中讲究铺垫,巧设悬念,善于衔接,人物与事件、宏大与精细、对比与穿插、切割与勾连,章与章、节与节、段与段之间,均放之有度,收手自如。如插叙将军的成长故事和战争经历、补叙将军对妻子的感情以及7个儿子的情况以及将军四次流泪之间的衔接应答,又如一、二节决定联系孙继先,三、四、五节萧华召回李福泽,八、九节李福泽进驻基地,十七、十八节李福泽带苏联专家观摩古黑城遗址和戈壁滩胡杨林等,无不精心设计,行文严密,悬念迭起,过渡简洁,照应自然,让人在阅读中体味到了章回小说的叙事魅力。

巴黎Turgot中学汉语教师金卉(Brigitte Guilbaud)说过:“我深信:文字触及灵魂时,一定也会触及肉体。无论是说出来的话语,还是读到的或写出的以及翻译的文字,语言总会作用于我们,总会走向同一条道路,令我们找回曾经丢失了的躯体。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其在我们内心开拓的空间是广袤无垠的,文学可以让我们体验永恒。”[8]《发射将军》正是这种既触及时代灵魂又让我们重新“找回”躯体的作品,这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消费社会尤显宝贵。

在分享《发射将军》带给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标本价值的同时,或许应该附带指出,假如作品的艺术铺张再收敛一些,篇幅再精短一些,那么,它对于当下报告文学的文本示范功能和文体搭救意义可能更为明晰和显著。

[1] 李鸣生．发射将军[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2] 李炳银．李鸣生报告文学的意义[N]．文艺报,2007-08-16．

[3] 孙春旻．报告文学作为“小写的历史”[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3)．

[4] 李鸣生．震中在人心·从天上到人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291．

[5] (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23．

[6] 李鸣生．生活,是文学生存的厚土[N]．文艺报,2011-06-01．

[7] (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75．

[8] (法)金卉．我们见证着文学带给人类的惊奇、救赎以及希望[N]．文艺报,2010-08-18．

责任编辑:毛正天

I207．5

A

1004-941(2012)05-0095-07

2012-08-11

中央高校基金重点项目“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CSY1204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子项目的阶段性成果(05JJD750．11-44007)。

龚举善(1964-),男,湖北竹溪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