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辛长青，高晓凤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辛长青1，高晓凤2

（1.大同市东方历史文化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6；

2.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山西 大同 037004）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东汉；东晋；大同；佛教；道安；慧远

众所周知，大同历史文化厚重悠久，文物古迹遗存众多，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对于大同佛教，众所周知的是北魏佛教的辉煌，辽、金、元、明、清佛教的盛行延续。然而，对于大同北魏以前的佛教寺院和佛教活动，大家就知之甚少，甚至还大大地忽略了。依据非常少见的史料，今撰文对大同地区的早期佛教史迹作一粗略探研，以期对中国佛教史和大同地区佛教史的完整性作一补充，并希望专家指正。

一、东汉时期的寺院建筑

大同最早的寺院叫“通光寺”，俗称“北寺”，位于大同市柴市角街西头路北（今城区第七小学）。解放初，该寺还基本存在，寺院内有僧人20多位。后来该寺被辟为小学，名为柴市街小学，后又更名为大同市城区第七小学。上世纪60年代，学校还保留一座大殿，1966年毁于“文革”动乱。

大同老百姓多年留传下的俗语称：“大同先有北寺，后有南寺，再有华严寺。”南寺建于唐代，上、下华严寺建于辽代，可做为“北寺”为东汉明帝时期的寺院建筑之参考。成书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的《大同县志·营建卷》记载：“北寺，在城东北，汉明帝时建。《府志》作明建，误。旧名通光寺。国朝（指清朝，笔者注）雍正六年（1728年）后殿毁。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重建前殿，更今名，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1]（卷5，P103）清代光绪年间编撰的《山西通志》亦作了如下记载“：有通光寺，在大同县城东北，明帝时建。”[2]（卷57，P4125）

《大同县志》的作者将北寺的历史作了个简要的记录，而且认定北寺为“汉明帝时建”，并纠正了明代《大同府志》认为北寺建于明代的错误，说明《大同县志》的作者是有充足依据的。通过《大同县志》的粗略记载，我们对北寺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北寺既然有前殿和后殿，说明该寺建筑规模不算小，大殿等建筑也不会太小。据此推测，该寺建成后，住寺僧人也不会太少。佛教公元前后传入中国，而东汉明帝刘庄是最早在中国崇拜倡导佛教的皇帝之一。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洛阳是中原地区，是中国的中心地区。那么很明显，汉明帝刘庄是想用佛教教化百姓，维护社会安定的。刘庄为什么会在北部边境平城地区建立一座寺院呢?从刘邦建西汉，公元前200年在平城东北白登山被围七天七夜，后得陈平计，巧妙逃脱匈奴单于的包围，后又听从娄敬的建议，采取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直到东汉明帝刘庄上台，前后约有260多年，平城地区社会局面一直时好时坏，成为两汉朝廷的长久担忧和隐患，对此《汉书》和《后汉书》记载很多。《后汉书》中记载，永平六年（63年“）是岁，北匈奴遣使乞和亲”。永平八年（65年“）遣越骑司马郑众报使北匈奴”。“永平十六年（73年）春二月，遣太仆祭肜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3]（卷2，《明帝纪》，P772）说明此时东汉与匈奴的关系再度紧张。《后汉书》又记：“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3]（卷23，《窦融传》，P875）此段史料告诉我们，此时东汉平城地区来自北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东汉与乌桓、鲜卑暂时又处于和睦友好时期。永初三年（109年）“九月，雁门乌桓及鲜卑叛。”[3]（卷5，《安帝记》，P780）说明到了东汉安帝刘祜执政时，平城地区的汉族和乌桓、鲜卑又处于战乱时期。由此分析推测，在平城修建通光寺，汉明帝的政治目的是想借用佛教来教化平城地区的胡汉两族，以期和平安定。又据姚斌先生考证，大同地区汉代佛寺就有四处，即大同市城区的通光寺，灵丘县西三十五里的白马寺，广灵县北的闵子院寺（又称圣寿寺），天镇县西南五十里的龙泉寺。这也为大同市内有通光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果有关部门能够组织考古单位到北寺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假如能发现汉代佛寺的建筑构件和有关文物，那么实物证据和文献记载就相一致相吻合了，北寺（通光寺）就基本上可以定论为大同地区的最早的寺院建筑了。如果此说成立，将是对中国佛教史和大同佛教史的重大补充和完善，大同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东晋时期的僧团活动

关于大同地区僧团最早的活动，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东晋时期在道安主持下，在浑源飞龙山的弘扬佛法的僧团活动了。《高僧传·道安传》对此做了如下的记载：“释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后避难于濩泽。太阳竺法济，并州支昙讲阴持入经，安后从之受业。顷之，与同学竺法汰俱憩飞龙山，沙门僧先、道护已在彼山，相见欣然，乃共披文属思，妙出神情，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时武邑太守卢歆闻安清秀，使沙门敏见苦要之。安辞不获免，乃受请开讲，名实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4]（P177）这是东晋著名高僧道安在山西大同浑源飞龙山率众弘法的大概情况。这段记录为我们透露了许多佛教历史信息和线索：

道安来恒山飞龙山之前，已有知名的两位僧人在这里传法，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在大同地区弘法的有真实法名的最早的两位高僧。僧先、道护到达飞龙山的时间是石氏之乱发生的那一年，即公元335年。据我考证，道安到达飞龙山的时间是公元349年，也就是说，僧先和道护比道安早了14年。在这14年中，恒山飞龙山的佛教、僧众和寺塔等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数量。飞龙山即今大同恒山之龙山，《魏书》记作封龙山，即今浑源翠屏山以南的千佛岭山脉。这里沟壑纵横，丛林密布，山清水秀，至今在个别山头上和山沟里还能见到几处古建筑的遗址，偶尔也能捡到魏晋时期的瓦片和陶片等，这说明《高僧传》的记载大体是可靠的。浑源民间自古就有“龙山有七十二道沟，沟沟有座庙”的说法，而悬空寺正好位于恒山龙山的金龙沟内，因此悬空寺也有可能始建于东晋道安在恒山弘法的时期。

汤用彤先生评价道安时说：“呜呼，释道安之德望功绩，及其在佛教上的建树，比之同时之竺法僧、支道林，固精神更犹若常在也。”[5]（P206）东晋时期，释道安就被称作“漆道人”、“印手菩萨”、“东方圣人”。东晋名士孙绰《名德沙门题目》云：“释道安博物多才，通经名理。”又为之赞曰：“飞声汧陇，驰名淮海，虽形草花，犹若常在。”就连鸠摩罗什来中国想拜访的第一个佛学大师也是道安。然而，历史上多数研究佛教的专家非常注重对释道安的研究，但大多忽略了道安在恒山飞龙山弘法的过程、贡献和建树以及对后世佛教的影响等等。道安在飞龙山弘法是他能够成为当时顶级大师的主要时期和过程。它的特点一是时间长（大约349年～357年），长达近10年；二是徒众多；三是高僧较多；四是团队性质突出；五是影响较大；六是共同探讨佛教礼仪、制度、教义等；七是广建寺塔，形成规模；八是佛教宗派的创立在飞龙山已见端倪。当道安于45岁时（约357年）离开飞龙山后，飞龙山的佛教才渐渐衰落了。

《高僧传·晋飞龙山释僧先传》记：“释僧先，冀州人，常山渊公弟子，性纯素，有贞操。为沙弥时，与道安相遇于逆旅。安时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陈志慕，神气慷慨。临别相谓曰：‘若俱长大，勿忘同游’。”[4]（P194）道安于僧先从小做沙弥，同为河北老乡，而相识于旅店中，道安受俱戒要比僧先晚，他们互相敬慕，相约长大后一同游历四方。僧先“值石氏之乱，隐于飞龙山，游想岩壑，得志禅慧。道安后复从之，相会欣喜，谓昔誓始从，因共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先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礼教，宜今允惬，法鼓竟鸣，何先何后。’先乃于汰等南游晋平，讲道弘化，后还襄阳，遇疾而卒。”[4]（P194）同传又记曰：“又有沙门道护，亦冀州人，贞洁有慧解，亦隐飞龙山。与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靖离俗，每欲匡正大法，岂可独步山门，使法轮辍轸。宜各随力所被，已报佛恩。’众僉曰善，遂各行化，后不知所终。”[4]（P178）从以上史料中我们可知，第一，道安到龙山不是一个人去的；第二，他和僧先、道护在龙山修行时就有了“匡正大法”的宏愿。这说明佛教入中国到东晋时已300多年了，已经在真伪上出现了危机、混乱和滥觞，需要“正本清源”了。

和道安一起到飞龙山弘法的还有法汰、法遇、昙徽、僧辅、昙翼、道立、昙戒、慧远、慧持等，然而最知名的当属慧远了。《高僧传·慧远传》记：“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值石虎已死（349年），中原寇乱，南路堵塞，志不获从。”“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以为真吾师也，后闻安讲波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4]（P211）慧远是与其弟一起奔飞龙山拜道安出家的。由此可知，当时飞龙山香火之旺，僧徒众多。

慧远无愧师傅道安的厚望，最终成为道安之后的又一位佛学大师——净土宗的创始人。汤用彤先生评价说：“释慧远德行淳至，厉然不群。”“慧义强正不惮，乃俱各倾倒。非其精神卓绝，圣德感人，曷能若此。”“东晋佛学之大业，为之宣扬且特广传于南方者，俱由远公之毅力。慧远受道安之命，广布教化，可谓不辱师命矣。”[5]（P157）净土宗的创立与道安有着极大的关系。

由此可见，在东晋中期，恒山飞龙山是当时中国佛教的一大中心。恒山飞龙山，环境幽静，峻美隐蔽，是战乱中出家人修行的理想之地。从最早的僧先、道护于公元335年先到恒山弘法，后道安于349年也到恒山弘法，道安于45岁时（约357年）离开恒山，恒山的佛教活动兴旺红火了22年多，它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从注经译经上，从教义上，人才组织上，从宗派的创立上，从僧人制度的管理和寺塔建筑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高僧传·道安传》记：“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4]（P177）这是道安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中国佛教史和大同佛教史对此绝不能忽略，而应大大地重视关注和探究。

综上所述，大同从东汉明帝时期的通光寺的创建，到东晋道安率众在恒山飞龙山弘法，为398年北魏道武帝在平城建都，招延僧众，建寺立塔，弘扬佛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了充分的准备。北魏以后，平城（大同地区）佛教的盛大发展和再度辉煌，也就自然顺理成章了。

三、余论

《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灭法时曾下过灭法诏书，诏书中说：“……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言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而代之伪物!”[6]（卷114，P3034～3035）

刘元真，《高僧传·竺法潜传》有记：“竺法潜，字法深，姓王，琅邪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今河南临漳县）刘元真为师。元真早有才解之誉。故孙绰赞曰：‘索索虚衿，索索虚衿，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潜伏膺已后，剪削浮华，崇本务实，微言兴化，譽恰西朝，风姿容貌，堂堂如也。”[4]（P156）

吕伯强，《高僧传·康法朗传》中记：“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节，常读经，……后还中山。……朗弟子令韶，其先雁门人，姓吕，少游猎，后发心出家，事朗为师，思学有功，特善禅术，每入定，或数日不起……。”[4]（P153）据汤用彤先生考证，这个吕韶可能就是吕伯强。刘元真和吕伯强，大约和释道安等都是同时期的人，而当时的名僧名道和信仰佛教的有影响的文化人很多，那为什么太武帝偏偏点出刘元真和吕伯强的大名，并被诬为“大奸之魁”呢?这说明刘元真和吕伯强对北方佛教和平城地区佛教的影响较大较深，尤其是吕伯强出生雁门，又在中山（今河北正定一带）弘法，而中山离恒山飞龙山也不是太远，故吕伯强与恒山的道安究竟有无来往，姑且这里存疑。如果有来往，可做东晋时期大同地区佛教概况的一点补充。

四、结语

以上是大同东汉和东晋时期佛教状况之大略也。由此可证，大同佛教始于东汉明帝时期，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东晋中期，大同地区的佛教曾一度“声甚著闻”二十多年。在北方战乱中，飞龙山是全中国非常罕见的规模最大的一处佛教圣地。从恒山走出去的以道安、慧远为代表的高僧大德很多，恒山飞龙山的弘法修行是他们成为一代佛学大师的重要阶段和过程。道安和慧远是佛教开始中国化的领军人物，而东晋中期在北方动乱时期恒山飞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和里程碑的意义。

[1]（清）黎中辅.大同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清）王轩.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南朝）范晔.后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南朝）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6]（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赵立人〕

Buddhist Templesand Buddhist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XIN Chang-qing1,GAO Xiao-feng2
（1.Research Institute of Oriental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atong,Datong Shanxi,037006；
2.Institute of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Architectures and Cultural Relics of Datong,Datong Shanxi,037004）

There existed temples and Buddhist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in Datong.The earliest temple should be Tong Guang Temple,which was buil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Dao An and Hui Yuan,and other seniormonks preached in Longshan in Hunyuan,which was amilestone in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The famous Hanging Temple projectwas probably initiated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The Buddhist history in Datong deserves further attention from the literalworld and the Buddhist circle.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Eastern Jin Dynasty；Datong；Buddhism；Dao An；Hui Yuan

K234.2

A

2011-11-28

1.辛长青（1945-），男，山西大同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云冈学与地方文史；

2.高晓凤（1966-），女，山西大同人，文博馆员，研究方向：地方文史。

1674-0882（2012）01-00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