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研究现状分析及反思

陈海英

(浙江外国语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文学研究

穆时英研究现状分析及反思

陈海英

(浙江外国语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穆时英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又备受争议的作家。对穆时英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从政治层面到艺术视角，从外部批评到内部研究的曲折过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反思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穆时英研究，分析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及新的研究生长点，探讨穆时英研究的潜在路径和当代启迪，既有必要且有意义。

穆时英；研究；分析；反思

穆时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又备受争议的作家，曾被称为“普罗小说中之白眉”、“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和“汉奸文人”。1912年他出生于上海，1930年因发表《咱们的世界》一举成名，并在上海文坛风靡一时，1940年遇刺身亡。其文学生命和个体生命都如流星般璀璨而又瞬间陨落，极富传奇色彩。在短暂的一生中，穆时英创作了近40部中短篇小说、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电影理论文章、文学评论和译文作品，往往作品一经问世，便吸引着当时文坛的目光，引起争议和评论的兴趣。此后80余年，穆时英研究经历热评、沉寂和回温，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因穆时英其人其作长期备受争议，故对研究他的历史与现状做一梳理并反思，既有必要且有意义。

一 穆时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穆时英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评论界对穆时英《南北极》等小说的评论。80余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建国前的穆时英研究

1930年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相继发表于《新文艺》，在文坛崭露头角。当时《新文艺》主编施蛰存赞赏穆时英是“一位使徒有虚名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是一位可以加于最大希望的青年作者”。[1]狄克在《1930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中认为，穆时英的小说是不可多得的普罗文学作品。

1931年1月穆时英的《南北极》发表于《小说月报》，引起了当时正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左翼批评家的热评。阳翰笙指出，《南北极》是“全被流氓的意识所浸透的”，但对穆时英巧妙展现贫富悬殊的南北极生活的艺术技巧予以了高度赞扬。[2]巴尔认为：“穆君的文字是简洁，明快而有力，确是适合于描写工人农民的慷爽的气概，和他们有了意识的觉悟后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前途实是不可限量。”[3]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钱杏邨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称穆时英的创作是1931年中国文坛的收获。[4]一时间穆时英作为普罗文艺大众化的成功个案而被誉为“普罗文学之白眉”，其小说被推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作品”。[5]

1931年10月穆时英发表了《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以及随后的《空闲少佐》《公墓》等具现代都市意识的新感觉小说，在上海文坛风靡一时，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左翼批评界对其展开了攻击和批判。舒月对穆时英《南北极》系列作品进行了清算，将其逐出普罗文学之列。[6]瞿秋白的《财神还是反财神》一文批判穆时英作品中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并将穆时英划归为“第三种人”，定性为左翼的“敌人”。[7]京派文人沈从文也以尖锐的笔触指斥穆时英的作品内容空洞，是浮薄的“假艺术”。[8]与此同时，杜衡等一些评论者则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穆时英作了较为公正的评价。杜衡认为：“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地，则是时英。”[9]这段评论是对穆时英开都市文学之先的最初肯定，在之后的穆时英研究中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苏雪林也在《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作风》中肯定了穆时英对现代都市文学的开创意义：“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10]此外，王哲甫也对穆时英的创作技巧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穆氏所以成功地原因，在于他脱去一切旧的窠臼，另创出一种特殊的风格”。[11]杨之华则认为，他“尽了一个作家对于艺术所应维护之责，使当时的文艺摆脱功利主义的桎梏，为当时的文艺界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12]海派作家和部分自由主义评论家从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出发，看到了穆时英小说创作中崭新的都市题材和现代手法所具有的美学价值，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其价值予以了确认。

(二)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穆时英研究

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当时多部文学史都未曾提及穆时英及其作品，众多文学词典也未能找到穆时英的名字，穆时英的作品及作品研究可谓销声匿迹。由此，20世纪70年代港台地区零星出现的一些研究显得弥足珍贵。嵇康裔悼念穆时英的文章[13]引起人们对穆时英身份、死因等的猜测和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穆时英的历史形象。1972年11月香港《四季》杂志第1期发表了一组研讨穆时英的文章，其中刘以鬯的《双重人格：矛盾的来源》一文剖析了穆时英内心的矛盾、困扰及作品的多重风格，肯定了穆时英作品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将穆时英列为专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认为穆时英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值得记载，以及不可省略的价值，端在他是新感觉派作家，而《上海的狐步舞》，实是他的代表作”。[14]司马长风还在《战时战后的文坛》一文中为穆时英翻案，有力推动了穆时英研究的发展。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穆时英研究

8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穆时英的研究逐渐回温。应国靖的《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和严家炎的《论新感觉派小说》是新时期以来最早对30年代的“现代派”、“新感觉派”进行拨乱反正的文章，均为研究穆时英提供了思路和经验。其他论文还有余凤高的《穆时英的小说创作》，应国靖的《论穆时英的小说》。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专节论述穆时英，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穆时英的小说进行解读，认为《南北极》表现了民间墨侠文化心理，而新感觉小说则充满着喧嚣热闹场中的人生孤独感、寂寞感和失落感。[15]赵凌河在《中国现代派引论》中，对穆时英小说的主题内涵、人物类型、都市场景、情绪节奏、叙事视角、结构形式、创作技巧、语言风格等展开了全面的分析。[16]

90年代以来，穆时英的大量佚文陆续被众多研究者所发现。2008年严家炎、李今主编的《穆时英全集》出版，为研究穆时英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在资料研究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李今编写的《穆时英年谱简编》；而文本研究，则更是成果纷呈，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穆时英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

穆时英被人们称为“技巧派”，其小说在方法、技巧及形式方面的创新是大家公认的。因此穆时英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成了研究的热点。夏元文认为，穆时英“为小说结构开拓了一维时间和中心情节之外的、开放的时空领域，增加了小说情节表现上的深度和广度，也使小说更多地得到表现的灵活性和丰富性”。[17]朱彤则认为，穆时英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不仅使小说更适合于表现现代都市社会与现代人，为都市文学的确立进行有益的探索，也推动了小说叙述模式的更新与发展，是中国小说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一环”。[18]余清香、毛家明、蒋淑娴、吴立昌与饶嵎等均肯定了穆时英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在蒙太奇、意识流、心理分析、新感觉主义、语言陌生化等现代派技巧的运用上丰富了小说的形式技巧。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论者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穆时英小说的空间化形式，认为穆时英小说对电影蒙太奇场面切换手法的借鉴及陌生化语言风格的运用造就了小说的空间形式；[19]穆时英新感觉都市小说在文本叙述上存在着圆形结构模式；[20]穆时英小说强化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抒情功能，有诗化倾向。[21]有论者借用电影学理论对穆时英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深入分析。如李欧梵认为，穆时英的小说“几乎都是可视的而且浸淫了电影文化的”，“小说的场景犹如漫游的摄像机中吐出的一个个涡形全镜头”。[22]李今认为，穆时英等“新感觉派小说正是借鉴了电影艺术的特质，以不绝地变换着的流动映像，织接人生的断片，表明故事而非叙述故事，促成了小说文体的又一次革命，使一向以时间和连续性为叙述基础的小说形式空间化”。[23]盘剑认为，穆时英的小说是一种电影化的、新型的、视听结合的时空艺术。[24]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使穆时英小说的艺术意蕴得到了多维度的透视，大大拓展了对穆时英作品的阐释空间。

2 穆时英小说的主题思想及文化内涵研究

学者们对穆时英小说的主题及作品所流露的孤独、颓废情绪作了重新认识和深入挖掘，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周毅指出，穆时英小说在浮华奢侈的新感觉表层下掩藏的是“孤魂所感受到的尖锐痛感和它所作的拼命反抗”，“弥漫着一种对历史发展的焦灼不安感和对个体价值的迷惑情绪”。[25]姚明强将穆时英小说的主题总结为“描写都市人颓废的心态和追求疯狂刺激的病态心理”。[26]孙亚敏、李齐建将穆时英小说主题概括为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困境和心理感受、精神的逃避和追寻、情欲与爱情的苦闷。[27]

随着都市文化研究的全面兴起，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描写及都市文化精神被深入开掘。张鸿声的《论穆时英》认为，穆时英“对都市社会所进行的文化解析显得多元而芜杂，既以先进的社会学视角批判都市，而又时时流露出流氓根性与低俗的市民意识，既憎恶都市罪恶又缺乏文化参照，既表现出一切虚无，而又时时与畸形的都市认同”。[28]李欧梵认为：“都市是穆时英创作想象的关键资源”，“都市景观”是他小说文本的最终主人公，舞厅则是他表现城市的关键所在，是其小说的“核心场景”，而女性身体在一定程度也成了都市景观的隐喻。[22]吴福辉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指出：“对个体享用的尊重，对机械文明的反抗和对人的物化的趋避，是穆时英的基本主题”；他认为，其小说交织了对现代都市的复杂审美情感：爱恋与诅咒。[29]

总之，对穆时英小说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在近几年发展较快，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有力推动了穆时英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3 穆时英小说人物形象及两性关系研究

穆时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两性关系描写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汪洁认为，在传统和现实的夹缝中生存的“pierrot”精神上充满了寂寞和孤独，表达了作家对个人存在的思考：都市人在高度物质文明的享受之下，却寻找不到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30]贺盛昌认为，穆时英笔下的性爱描写只是欲望本能驱使下的机械活动，缺乏灵肉的冲突，也缺乏对于异化和灵魂破碎的精神抵抗。[31]杨斌则认为，穆时英小说构筑了一种全新的两性关系秩序——女强男弱的结构，解构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32]对此，香港学者白云开也有近似的观点：“相较于现实世界里男性占主导的现实，穆时英小说世界多数描述的却是女尊男卑的现象，这些现代女性代表了一种向男权社会宣战的新生力量。”[33]

4 穆时英前后期创作风格差异的研究

穆时英前后创作风格的转变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吴义勤的《穆时英：划出两条轨迹的流星》一文，以背离生命体验的“艺术迷失”和寻求自我的“艺术回归”来概括穆时英的前后期创作。[34]张勇的《逃离与奔向——穆时英小说的审美主体自画像》则认为，剧变的时代赋予了穆时英双重的人格，在作品中表现为小说审美主体的逃离与奔向的冲突。也有论者从差异中找到了联系，认为穆时英前后期作品看似风格迥异，实质上貌离神合，都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特征。

5 穆时英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

最初研究者更多地将穆时英与新感觉派的另外两位作家刘呐鸥、施蛰存进行对比，以突显创作的个体特征，如阎浩岗《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三作家之比较》一文指出了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小说的同中之异。随着研究的深入，跨派别的比较研究日渐增多，如薛传芝《“鬼才”和“仙才”的末路——穆时英张爱玲并论》、李霞《言犹在耳的城与人的对话——穆时英和张爱玲都市小说拆解一种》、梁玉金《理性倾向与感性体验——茅盾与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书写比较》等，这种多视角、多层次的开放式比较研究，拓宽了穆时英研究的格局。

二 穆时英研究的现状分析及反思

到目前为止，穆时英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他的新感觉都市小说的研究日益深化、成熟。但是其中仍存在着一些缺憾，亟待进一步开拓与深化。

(一)当前穆时英研究的缺失和生长点

1 研究视野的突破与拓展

纵观穆时英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穆时英小说上，在小说研究中又以新感觉小说作为研究之重点，对穆时英的其他创作几乎很少涉及。显然，这种以小说为主体的研究无法全面展现穆时英的创作风貌，与穆时英丰富的创作实践、复杂的思想内涵、多元的艺术追求是不相匹配的，这不能不说是当前穆时英研究的一种缺失。

穆时英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但是对其散文艺术方面的研究却近乎空白。散文是最接近生活真实的一种文体，它崇尚表现真人真事、表达真情实感，是作家“自我”的真实展现。散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穆时英，理解其小说文本所展现的矛盾、复杂。“因为是那么复杂矛盾的生活，我的心理，人格等也是在各种分子的冲突下存在的。……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是不是；我是一个没有均衡，没有中间性的人。”[35](P.8)因此可以说，穆时英的散文为我们探寻其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研究视角。

2 研究视阈的更新与深化

纵观穆时英研究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在穆时英研究初期，以“左翼”为代表的评论家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评价穆时英及其作品，指责穆时英腐朽堕落，显然是隔靴搔痒、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这种价值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异元批评，[36]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本质上却不符合文本实际，更谈不上批评的深刻性。海派评论家以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去发掘穆时英作品中的都市风情及现代美学价值，却缺少理性和客观性品格。无论苏雪林或是杨之华，对穆时英作品的艺术分析还停留于感觉、印象的层面上，属随感式批评，自然算不上深刻的研究。

新时期以来，穆时英研究不再停留于浅表层面，不断向纵深拓展，逐渐逼近了他原本的复杂与丰富世界。但到目前为止，多数评论者还是以新感觉为研究视点，围绕新感觉主义对穆时英的影响、穆时英作品中的新感觉表现等问题展开讨论。我们都知道，作家是一个复杂的创作个体，其创作观念、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与渗透的结果，是难以用某一种标签标示的。因此，这种以新感觉为视点的研究并不能深刻揭示穆时英创作的独特性。对于穆时英来说，传统文化、左翼文艺思潮、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日本新感觉派小说、视觉文化艺术，都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之间更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只有深入梳理穆时英与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清晰揭示穆时英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个体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存在并风靡一时的深刻原因，才能深刻理解穆时英及其文本展现的丰富性、矛盾性、复杂性。但是穆时英与“左翼”之间的复杂关系、传统文化对穆时英的潜在影响、穆时英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吸收借鉴、上海都市文化与穆时英的内在联系、穆时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叉问题、中外文化共同作用下穆时英的思想发展轨迹等研究内容，都处于虽有涉及却尚未深入开掘的境况。

3 研究路径的尝试和转型

在穆时英研究中，除了对作为作家的穆时英研究外，还有一些领域尚未开垦，如对作为编辑的穆时英和作为电影理论家的穆时英的研究，都处于荒原地带，有待研究者去开垦拓荒。

穆时英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除了创作，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编辑工作。1934年，他和叶灵凤一起创办《文艺画报》，1935年担任《晨报》副刊《晨曦》的主编，1936年转任《时代日报》副刊《二十一世纪》的编辑，同年参与《六艺》的编辑，1938年在香港参与编辑《世界展望》，同年，任《星岛日报》娱乐版编辑，1939年担任《星岛周报》编辑，1940年担任汪伪政权控制下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等职。因而穆时英的办刊宗旨、穆时英的编辑思想等课题，可作为穆时英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标。

1935年穆时英介入“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先后发表《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电影的散步》《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MONTAGE论》等电影理论文章，此后还在香港自编自导过一部描写东北抗日游击队英勇事迹的影片《十五义士》，对电影理论和拍摄技术都有深入的研究，对电影批评的标准、方法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目前为止，研究者仅仅关注了电影艺术对穆时英小说创作的影响，对穆时英电影思想和艺术体系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对穆时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所作的贡献缺乏考察研究。作为电影批评理论家的穆时英，他那种更接近于电影本质的艺术观和评价标准，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在穆时英研究中，虽然散见于全国各类报刊上的专题性研究论文很多，但穆时英整体研究仍刚起步，目前为止，穆时英研究的专著尚未出现，穆时英传记、评传也尚未问世。

以上的研究缺憾提示，穆时英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有待研究者做更广、更深的关注，做更为系统的研究与整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穆时英研究资料的匮乏有关。《穆时英全集》在为穆时英研究提供相对完整资料的同时，也为穆时英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穆时英全集》的出版将是穆时英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良好契机。

(二)穆时英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当代启迪

1 穆时英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

任何创作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穆时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源自其独特的文艺思想。穆时英的文艺思想除了在他的文艺创作和相关的文艺评论中得以体现之外，较为系统的则体现在他所参与的“软硬电影”论争中。“软硬电影”论争虽然发生在电影界，“但双方论争的焦点都超越了此范畴而扩展到文艺理论，甚至扩展到哲学的一般性认识论的问题”，[37]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场论争是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文艺观、文艺批评理论与以左翼人士为代表的主流文艺观、文艺批评理论之间的对峙与交锋。在论争中，穆时英阐明了他的文学立场和文艺理论思想，诸如“只有艺术才是最好的生活伴侣，它是消遣品，同时也是鼓励生活的向上的原动力”，“艺术不能够反映客观现实，只能反映通过了人类底意识的三棱镜的客观现实，即表现主观”，“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者，不仅仅因为它里边的思想底内涵的倾向，还是因为它具备着艺术所特有的形式的缘故”。[35](PP.81,239,234)这些文艺思想，在30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显得新颖且独特。穆时英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受到了主流话语的猛烈批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冷落搁置。但历史永远眨着睿智的眼睛，任何闪光的思想都不会永远被历史的尘埃埋没。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始终在和政治话语的纠缠中坎坷而行，那些执著于艺术本真，张扬文学性的思想最易遭受“革命”、“启蒙”话语的压制和讨伐。但实际上，文学的生命力不在于如何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激进变革，而在于其永恒的生命力。若以当代的眼光对穆时英文艺思想进行客观审视，不得不说，穆时英在作品中彰显了人性的本真和艺术的本性，穆时英在过分强调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的主流文艺批评话语之外创建了审美艺术批评话语，其对文艺自由独立的强调与强调文艺政治化的革命主流话语构成了互补。穆时英文艺思想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理论价值，在当代文艺批评及理论发展中依然有着生命力。这也是当代读者喜爱穆时英的原因，更是学界关注穆时英的出发点。

2 当下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对话和交融

毋庸讳言，对研究对象的阐释，实质上也是研究者阐释自己的过程。由此，研究者在侧重当下语境的同时，易于忽视这一领域的历史遗存；换言之，侧重当下阐释和经典重读，而对研究的“研究”关注不够。笔者在爬梳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时，对此深有体会。在穆时英研究的天地中、有许多值得当代检视和打捞的宝藏。正如上文梳理的那样，对穆时英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作家而言，相关的研究在穆时英生活的时代早就开始了。当时的作家和批评家与穆时英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甚至同一座城市，对穆时英的评论理应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那个时代对穆时英的研究值得今天深入研究。例如，早在穆时英在文坛上初露端倪之时，对他的评价就存在悖论。新感觉派主将施蛰存认为穆时英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新作家，而狄克则认为他的小说是不可多得的“普罗文学”作品。很显然，穆时英登上文坛伊始，新感觉派和“普罗文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标签同时被贴在他的身上。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当下的穆时英研究领域，不少学者仍在探究穆时英作品中的普罗因子以及左翼文学的元素。可见，穆时英这位杰出作家彰显出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当代研究者能够进入历史现场，将施蛰存和狄克等评论家的评论进行仔细的辨析，一定会使当下的研究豁然开朗。

其次，穆时英的作品在当时遭到了左翼的攻击，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也指责穆时英装模作样，玩弄文学，是空洞浮夸的“假艺术”。从中可以看出，文学性与政治性，或者说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纠结，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点问题，在穆时英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左翼对穆时英的攻击可以用意识形态因素加以解读的话，秉承“人性”和自由主义文学姿态的沈从文对穆时英颇有微词，就显得匪夷所思了。这里必须从现代都市文化与乡村视野的对立维度进行审视。沈从文作为生活在都市中的“乡下人”，对现代都市的文化心态是十分复杂的。作为一个远离湘西故土的都市人，沈从文用一种“怀乡”的视角审视乡村，又用乡村的视角审视都市，其间的矛盾和张力使得其无法真正融入都市，也无法走进穆时英的世界。可以说，将沈从文和穆时英的文学观进行比照，我们可以同时发现二者的特殊韵味。如果将30年代穆时英的都市文化语境与沈从文的“都市—乡村”文化语境进行对照的话，定会引发更多的启迪。

3 文学史的变迁与穆时英的沉浮

有关穆时英的“研究史”，不啻为中国近百年来文学批评史的缩影。左翼评论家对穆时英小说的态度从最初的肯定、期许到后来的倾向性批判直至长时间地将其搁置冷落遗忘，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我国文学批评研究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简单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同时也暗示了左翼主流文化语境的强大势力及非主流作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新时期以来穆时英研究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人们从艺术、审美、都市、文化、个性等角度为之翻案，逐步实现了从社会政治批评到艺术审美评价、从外部批评到内部研究的转变，逐步逼近了穆时英及其创作世界的复杂与丰富，显示了人们文学观念日趋成熟、理性化的进步，文学研究方法的日趋多元，同时也反映了在国家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对文学现代性的急切追求。可以说，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家对穆时英的接受、解读，基本上暗合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反映了我国文艺批评理论与观念的发展、转型的曲折历程。

因着“新感觉派”，穆时英成为现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人物。时代语境的变化会赋予历史不同的内涵，“新感觉”派以及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随语境的变迁而日益显现出多元蕴涵。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穆时英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早已超越了一个学者本身的意义：穆时英被我们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目的下被一次又一次地言说、甚至是过度的解读。这种倾向，就学术研究的方法而言，意味着一种创新和开拓；但是对穆时英研究本身来说或许不容乐观，因为新世纪以来，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模糊了文学思潮的边界，穆时英研究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代，穆时英越来越醒目地凸显在研究者的视境中。这不是时代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穆时英其人其作的时代意义何在，历史缺陷何在，穆时英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上海这座城市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都是当代研究者应当继续追问和探求的课题。

[1]施蜇存.编辑的话[J].新文艺，1930，1(6)：1225-1226.

[2]阳翰笙.南北极[J].北斗，1931，(1):121-123.

[3]巴尔.一条生路与一条死路——评穆时英君的小说[N].文艺新闻，1932-01-03.

[4]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J].北斗，1932，2(1)：1-24.

[5]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J].新文学史料，1985，(1):184-190.

[6]舒月.社会渣滓堆的流氓无产者与穆时英君的创作[J].现代出版界，1932，(2):6-9.

[7]瞿秋白.财神还是反财神[J].北斗，1932，2(3，4):489-500.

[8]沈从文.论穆时英[N].天津大公报，1935-09-09.

[9]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J].现代出版界，1933，(9).

[10]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3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53-355.

[11]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北京：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235-236.

[12]杨之华.穆时英论[J].中央导报，1940，1(5)：26-30.

[13]嵇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J].掌故，1973，(10).

[1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86.

[1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85-698.

[16]赵凌河.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296-413.

[17]夏元文.论穆时英小说结构模式的创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161-170.

[18]朱彤.穆时英新感觉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5)：71-76.

[19]翟杨莉，张勇.穆时英小说的空间形式[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4)：77-80.

[20]曹文泉.论穆时英都市小说里的圆形叙述[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0，(4)：33-35.

[21]沈远川.论穆时英小说的诗化倾向[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11)：58-61.

[22]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13-233.

[23]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158-172.

[24]盘剑.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与文学的关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90-108.

[25]周毅.浮光掠影嚣孤魂——析三十年代作家穆时英[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3):140-149.

[26]姚明强.病态的都市人生——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2):110-115.

[27]孙亚敏，李齐建.穆时英小说的基本主题[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3)：9-14.

[28]张鸿声.论穆时英[J].郑州大学学报，1989，(6):57-63.

[29]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5.

[30]汪洁.穆时英小说中“pierrot”形象解读[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59-61.

[31]贺盛昌.从“新感觉”到心理分析——重审“新感觉派”的都市性爱叙事[J].文学评论，2006，(5)：68-73.

[32]杨斌.论穆时英都市小说构筑的两性新秩序[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1)：142-143.

[33]白云开.强者·弱者·观察者：穆时英小说的男性形象[M]//黎活仁，黄耀堃.方法论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应用.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社，1999.154.

[34]吴义勤.穆时英：划出两条轨迹的流星[J].贵州社会科学，1993，(5)：69-74.

[35]穆时英.我的生活[M]//穆时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32.

[37]李今.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之争看新感觉派的文艺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3)：146-147.

ResearchAnalysisandReflectiononMuShiying

CHEN Hai-y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China)

In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Mu Shiying was a unique and controversial writer. The research of her works, starting in the 1930s, experienced a politically and artistically tortuous process. However, many fruitful results achieved finally. It is both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o reflect on nearly a century’s study of Mu Shiying, by discussing its potential research path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its weaknesses and strengths.

Mu Shiying; research; analysis; reflection

2011-12-15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穆时英文艺思想研究”(Y201223545)的研究成果之一。

陈海英(1974-)，女，浙江丽水人，浙江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6

A

1674-2338(2012)06-0077-07

(责任编辑：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