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的北京棉纺岁月

■钱 江

李昭是胡耀邦相濡以沫大半生的伴侣，1952年7月，四川省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奉调北京担任团中央书记。当时李昭32岁，时任四川省南充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随胡耀邦进京后，她先是到全国总工会担任人事科科长，1953年底调任北京国棉一厂副厂长，后历任国棉一厂党委书记、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等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今年12月，李昭将度过自己91岁生日。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国庆节，她的家里宾客盈门，老朋友、老部下和他们的孩子们纷纷前来看望。其中就有原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女儿萧凯。萧凯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纺织局工作，算得上是李昭的年轻部下了。而李昭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服务于北京纺织行业，是专家型领导干部。李昭长期工作过的原北京国棉一厂，就在笔者工作单位附近。李昭的老部下、纺织专家朱斐是笔者的同乡前辈。在他的热情帮助下，笔者有机会和李昭的多位老同事、老部下访谈，再加上萧凯及其爱人李海涛的描述，勾勒出李昭的北京棉纺岁月。

努力成为纺织业专家

京棉一厂是一个全新的、有5万纱锭3000多名工人的大工厂。李昭上任的那天，身着列宁装，足穿棉鞋。当时，她梳着两根粗大的齐胸辫子，要去新岗位了，为了显得老成一些，她把两根大辫子盘在头上，戴了一顶八角帽，俨然一副老干部的模样。进了纺织厂，李昭发现这里对进入织布和纺纱车间的女性有严格的不得垂长发的规定，她很快就将两条辫子剪去了。

京棉一厂坐落在北京东郊。胡耀邦和李昭的家在城里，与一厂相距10多公里，而厂里只有一辆带篷的美式吉普，不能用作上下班专车，李昭每天上下班要乘坐公交车，途中还要转一次车，来回3小时，因此她大都吃住在厂里，每逢星期六下午才回家。厂里为李昭安排了约14平方米的单人宿舍，没有专门的勤务员，宿舍由本人收拾。李昭自己到食堂打饭，自己拎着暖水瓶到锅炉房打水，很快就与工厂的同事们熟悉了。

李昭在南充就参与过当地棉纺厂的管理事务，对纺织业相当熟悉。来到一厂不久，她遇到了一个问题。当时，一厂有个拳头产品——“纯棉30×36细布”，向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市场供货。这个产品的纱比较细，受到当时工艺水平限制，织布车间在织造过程中经常出现稀脱纬和双纬疵点，影响外观，受货商不时提出意见。

李昭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主动找来技术人员讨论，征求改进意见。技术员告诉她，疵点虽然出现在织布车间，其实与其他车间也有关系，其中如何保证纬线梭子不刮断纬纱是一个重要环节，而梭子不光洁是主要问题。

李昭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马上组织车间工人把所有梭子做光洁处理。这个措施很有效，产品质量合格率立即从90%提高到98%以上。技术人员和车间工人都对李昭虚心听取意见、果断采取措施表示满意。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京棉一厂办起了有20多名教职员的职工教育学校，10多个教室可组织容纳三班倒的40余个班级的教学，李昭参与了这所学校的创建，负责落实教学设备和资金。1959年，这所学校发展为大专层次的专科学校，宋汀任校长，李昭为副校长。这所学校所设的棉纺、棉织、印染3个专业先后培养了51名技术骨干，后来大部分都成为工程师，有的还担任了厂长。

“大跃进”中抓安全、保护知识分子

1958年，“大跃进”高潮骤起，纺织企业中也出现了诸多“放卫星”的情况，李昭却是其中比较冷静的一个。在这段时期，她负责京棉一厂的安全生产，抓出了成效。

李昭经常深入一线了解和检查安全生产情况。有一次，她带着孙建勋（后任北京市纺织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一起爬上全厂最高的水塔检查供水及车间保温情况。水塔几十米高，小伙子爬上去都会发抖，李昭爬得十分利索，目睹这一场景的人对她无不钦佩。

李昭又深入清花车间的地下除尘室检查。待到从除尘室出来，她全身都是棉絮杂花，漂亮的厂领导成了快要下班的清洁工，在全厂传为佳话。

“大跃进”中情况复杂，浮夸风一刮，“放卫星”盛行，有些人提出了帆布一等品率达到95%、机器效率也达到95%的高指标。工程师卢荣亚经过测算，说两个95%的优良率根本达不到。谁知马上有人说卢荣亚给“大跃进”泼冷水喝倒彩，是“右倾”。他们和卢荣亚争论不休，最后把问题提到了李昭面前。

这件事在当时很敏感，事关怎样看待“大跃进”的大问题。李昭是要保护卢荣亚的，她沉吟了一下说，你们各说各的理，最后还得看事实。现在不要吵了，回去睡觉吧。这样的处理很得体，化解了风波，卢荣亚感到十分庆幸。

不久，财务科会计柯鉴明在党的生活会上提意见，认为“大跃进”大炼钢铁不合算，劳民伤财，没想到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还被调离财务科，下放车间劳动。离开了熟悉的业务，柯鉴明情绪低落。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党委书记李昭没过多久就把他调到党委当秘书，待到 “大跃进”高潮过去，又让他回了财务科。柯鉴明心里明白，李昭对他是专门关照的。再后来，柯鉴明当了北京纺织局的财务处处长。他回忆说，如果不是李昭当时保护了自己，恐怕就很难有后来的进步了。

1955 年胡耀邦、李昭合影

度过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开始不久，困难时期就来了。由于棉花生产急剧下降，工厂库存用尽，只好于1960年停工减员。李昭负责做回乡女工的工作，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因为是李昭出面负责，她的工作细致和蔼，整体上是顺利的。

1961年春节前后，饥饿笼罩着中国大地。李昭和大家商量，想办法解决工人的食品短缺问题。棉纺厂有优势，到棉花产地把棉杆买回来，厂里专门搞一个车间，将棉杆皮剥下来，掺火碱泡软，磨出淀粉充饥。棉秆淀粉磨出来很难吃，有人发牢骚说，你想的好主意！你回家可以吃好的，我们就在厂里吃棉杆皮。听到这些反映，李昭向大家保证，工作日她不回家，和大家一起吃棉杆团子。她果然就是这样做的。

胡耀邦是高级干部，李昭的级别也不低，当时有一些照顾供应，她很想着要关照身边的同事。邸长明（后任京棉一厂厂长）记得，1960初春的一天，李昭带他和孙建勋到北京开关厂谈工作，双方会商并达成了协议。结束时天色已晚，李昭把两位同事请到家里吃晚饭。饭菜其实也普通，因为客人来，有两盘菜带点肉，这在当时就不简单了。那天胡耀邦也在家，特意拿来一瓶酒，给两位年轻人一人倒了一小盅。李昭则在旁边客气地说，你们多吃点。

1961年晚些时候，李昭升任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这时，纺织原料棉花短缺。李昭最初希望通过在北京郊区各县大种棉花来解决。她到各县调查后发现京郊地区植棉效益不高，农民不乐意种。李昭转而积极推动化纤业的发展，历经10多年努力，终于使北京化纤业发展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比丈夫更早受冲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由于彭真被罢免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重要职务，北京市的干部们先一步遭受劫难，李昭甚至比胡耀邦更早挨了批斗。那是1966年6月4日，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的李昭和局长、党委书记宋汀一起到北京市委礼堂开会。会议主持者宣布，旧北京市委犯了错误，中央决定改组，从即日起由新的北京市委主持工作。

宋汀、李昭刚刚回到纺织局，对她们的批斗就来了。李昭回忆说，那时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什么错，在工人中没有什么“民愤”，但是每次被揪出去批斗，不知道是死是活，心里还是有几分恐惧的，也因为委屈而很生气。

后来批斗逐渐升级，批斗者对李昭说，胡耀邦是“三反分子”，你要揭发他。李昭说，我们都是各人干各人的工作，我没有依靠他。他做了什么反革命的事，我不知道。

有人在李昭跟前说，谁谁上吊自杀了，谁谁跳河了。李昭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她经历过延安整风中那些不正常的窑洞“审干”，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

这时，长子胡德平已经是妈妈的依靠了。有一天，李昭到单位去，胡德平送她上公共汽车，分手时对李昭说：“妈妈，你要顶得住，不要瞎说啊。”这句话给李昭很多宽慰。

女儿李恒回忆：

自打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仅在家里见过母亲一面，还是国棉一厂与团中央的造反派把她拖到我们家院子里批斗的那次。

我看见母亲被剪得乱糟糟的头发蓬乱着，人很瘦，脸浮肿，胸前挂着沉重的大牌子，被连推带搡地逼上我家的一张藤桌。藤桌又小又单薄，我怕母亲摔下来，想冲上去扶桌子或给她送杯水喝，但被外婆一把拉住了。我和外婆含着眼泪，站在离她仅几步之遥的屋里，隔着玻璃看着造反派批斗她长达一个多小时，相互间却不能说一句话。也许在落日映照下的母亲，因为屋里黑，并没有看到玻璃窗后面的我们，也许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母亲，那时更希望我们没有看到她那副人鬼难辨的样子。但是，直到今天，只要我想起这些，就能清晰地看到那残阳的余晖是怎样冷冷地洒在母亲那单薄瘦弱的身躯上……

这时已是纺织学校年轻干部的萧凯在局机关看到李昭被强迫劳动打扫厕所，连吃饭也不能坐到饭桌边上。有一次她忍不住了，上前把李昭从厕所拉出来，自己打扫了一番。

李昭，1969 年在工厂劳动时摄

纺织局干部部部长张晓立是李昭在延安女大的同学，也被打成“黑帮”，共同经历劫难。她回忆说，受批斗最多的时候是1966年夏天到1967年春天。有一次，造反派把宋汀、李昭和张晓立拉到昌平的北京维尼纶厂批斗，3月的天气还很冷，受了批斗后这几位女干部就睡在地上，就着自来水吃一盆冷馒头。一连几天下来，张晓立感冒了，李昭还能坚持。

就在维尼纶厂，张晓立挨造反派暴打，出现了脑震荡迹象，感觉要呕吐。这时李昭和另一个女干部任静一左一右搀扶着张晓立去卫生间。走到一半，张晓立说，我忍不住要吐了。李昭赶紧对她说，要吐就吐吧。张晓立说，这地方有地毯。李昭马上接着说，这时候不要管这些了。在李昭和任静的帮助下，张晓立挺了过来。

1971年，李昭被任命为北京市纺织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又回到了纺织局领导岗位。

李昭对胡耀邦的全力支持

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关过“牛棚”，挨过打，直到1968年10月才从“牛棚”里“捞”出来，因会议法定人数之需参加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但在1969年初夏，胡耀邦被放逐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1971年年底才回到北京。

这段时间，李昭支撑了风雨飘摇的家，先后经历了婆母和自己母亲两位老人的辞世，还有子女们的分离。1967年夏天，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脑溢血去世，胡耀邦从“牛棚”里赶回来告别，看到也在经受批斗煎熬的李昭，情不自禁地说，李昭，你受苦了，是我不好，连累了你和孩子。

李昭说，这些都没有什么，你自己注意身体。

胡耀邦从干校回北京以后闲居了4年多，家中客人往来十分频繁。胡耀邦待人热情，经常留下客人吃饭，家庭开支不小。李昭一边工作，一边竭尽全力和胡耀邦一起支撑这个家。这时，家中已经没有秘书人员帮助打理杂务，一应开支都经李昭之手。

1973年，李昭的母亲高惠兰去世，家中开支吃紧，李昭通过已经升任北京市纺织局财务处长的柯鉴明，从单位互助金中借了700元应急。

几个月前，北京市公安局干部王金锐，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自己找上门来向胡耀邦诉说，经胡耀邦一番劝解，得到了安慰。这一天，王金锐因小女儿得急病要住院没有钱，茫然间又走进了胡耀邦家的大门。胡耀邦古道热肠，说一声要帮助，李昭立即从家里拿了400元塞在王金锐手里。这在当时接近于胡耀邦和李昭两人一个月的工资。

有温暖的家作为港湾，胡耀邦挺过了磨难，在改革开放岁月里，平反冤假错案，推动经济发展，功垂华夏。李昭总是默默地在他身边支持他。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按说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但李昭从来没有陪同丈夫出国访问，也没有以夫人身份出席外事活动，只有一次例外，是1984年3月24日，在自己家中设家宴招待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那是因为上年中曾根首相设家宴招待过在日本访问的胡耀邦。胡耀邦特意对日本首相说，这是我老伴第一次出来和我一起会见外宾。我们举行家宴接待（外国重要）客人也是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前，李昭从未出国。她第一次出国，是在1980年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邀访问日本，还专程到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涤纶长丝厂考察。

胡耀邦不愿意妻子沾自己的光，李昭也不愿意沾胡耀邦的光。在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以后，有人提议，说李昭是纺织专家，可以去纺织部当部长，至少到全国妇联担任领导。还有人提议，李昭可以到中央办公厅任职，帮助胡耀邦工作。这两个提议马上就被胡耀邦否决了。北京市委也有领导认为，李昭在纺织局长岗位工作差不多20年，而且是延安来的老资格，早就可以到市委工作。然而李昭明确地说，我热爱纺织，不打算挪动了，更不愿意沾胡耀邦的光。胡耀邦也发话说，我当了总书记，不一定非要把李昭提拔起来。

由于胡耀邦的坚持，也因为李昭本人的坚持和热爱，她一直工作在北京的纺织岗位上，直到离休。

这期间，因为家在城里，北京纺织局的同事经常到她家中商议事情。褚赞绪回忆，20世纪80年代他到胡耀邦家去，看到他们家玩的麻将是塑料的，很廉价的那种。他不由地对李昭说，你们怎么玩这样的牌？什么时候我从家里拿一副骨牌给你。李昭笑着谢绝了。

和李昭的点滴交往

笔者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李昭前辈相识后，渐渐熟悉起来。和她见面，我总会谈起胡耀邦，有一回说起了写字。原来胡耀邦和李昭都喜欢书法，在长期的紧张工作中，他们没有时间从容练习。但在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后，他们夫妇有了一些时间，可以在家中安静写字了。

开头我不知就里，有一次向李昭提出，练字俗称“功课”，能不能将胡耀邦练过字的宣纸给我一张作为纪念？

李昭笑了，她告诉我，胡耀邦认为自己写字主要是求得心灵的平静。他喜欢书法，但并不认为自己写得多好，而且明白地说，自己不会练成书法家。所以，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练字都在废报纸上写，写过就扔了，基本上都没有留下来。后来家人偶然发现胡耀邦在旧报纸上写了自己的诗稿，就把这几张有诗稿的报纸留下来，其他的都没有了。

其实，对古典诗词，胡耀邦和李昭也有共同的爱好。1988年，是胡耀邦写诗较多的一年，其中有3首致姜安的诗是看了李昭和姜安的通信后有感而写成的。

那是1988年8月，胡耀邦和李昭在烟台疗养，收到解放军兰州军区女作家姜安来信，谈到她此前发表的关于胡耀邦、李昭在解放战争中离别延安时寄养儿子刘湖的文章，谈到她对胡耀邦的关切，还谈到她当时患病治疗的情况。

李昭看了信很感动，把姜安的信拿给胡耀邦看了，也触动了胡耀邦的情怀，为此赋诗3首。

（一）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窗前戛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世事匆匆各沉浮，风云叱咤多女英。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沧桑变化平常事，人间悲欢最牵魂。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胡耀邦把手书的七言诗交到李昭手上，由她写信寄给了姜安。

转眼之间，李昭阿姨已年过90岁了。笔者还是有机会见到她，只是见面时间在缩短。前些日子，老友和老乡朱斐催我抓紧时间把李昭的北京纺织岁月写出来，我觉得所了解的情况还不够连贯，迟迟没有动笔。前些日子我想起了年过八旬的老朱，心有所动，一股强烈的念头促使我动笔写作，于是就把这些碎片似的回忆连缀了起来。

题图 李昭，2012年夏摄于家中书屋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