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的别一番“城市”叙事①

李 丽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 100091)

贾平凹在《秦腔》里不忍向行将逝去、破败不堪的故乡告别,他想为故乡立碑。他的乡土情结是坚韧而执着的,设若告别了乡土之后,能去哪里呢?是去城市吗?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必然要不断向周边扩展,乡村文学只能留下最后的挽歌,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所不可回避的残酷现实,生于这个贫穷落后急需变革时代的作家必须面对这种心灵上的折磨,《高兴》的问世意味着贾平凹决心开启城市生活:“原来的书稿名字是《城市生活》,现在改成了《高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市生活。”[1]那么,走出土地的农民们来到城市里将如何生存下去?他们会高兴吗?得不到高兴,他们又该怎么办?这一连串的问题反映了作家对于当下现实,尤其是底层社会现实深深的忧患和关切,《高兴》就是作家用来追索、记录进城农民在城市中辗转流离的文本。如此说来,贾平凹对故土以及生息于其上的人们在现代化变迁中的命运的关注一以贯之,未曾稍已。

一

“我”和同村的五福在时间刚过千年,新天新地悄然降至,举国欢呼雀跃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狂欢盛宴之际,带着进城挣钱的“高兴”心情,怀抱融入都市的远大“理想”,来到西安城。尽管“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但自从将肾卖到了西安城,“我”便觉得自己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也尽管“我”不会说普通话,并且怎么也都学不会,可“普通话是普通人才说的话,毛主席都说湖南话的,我也就说清风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