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与“诗”孰伪——《管锥编》中的“乐”、“诗”作伪问题

■冯樨 黄海燕

“作伪”即矫情，情感表现的弄虚作假。在《管锥编》中，引起钱钟书对“诗之‘言’可矫而乐之‘声’难‘矫’”这一观点兴趣的，是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这一段话:“《正义》:‘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设有言而非志，谓之矫情;情见于声，矫亦可识也。’”[1](P105－106)钱钟书首先非常赞赏孔颖达诗乐统一、协调且相互影响的观点(即“准诗”)。认为戴震将“郑声淫”与“郑诗淫”区别对待，是“不通艺事”的表现。然而，他在后文列举的中国古乐府“曲”、“调”例子时，认为“‘曲’、‘调’与‘词’固不相准，而‘词’与‘声’则另当别论。”[1](P107)恰恰从侧面证明了戴震的观点。其次，钱钟书认同孔颖达“乐之声”比“诗之言”难伪的观点，对之旁征博引，认为此足以使他在中国美学史上留名。然而，作为一个命题，钱钟书何以从诗乐统一论，进而认同“乐”比“诗”难伪呢?既然诗多伪何不弃诗呢?“乐”比“诗”难伪作的判断标准究竟在哪里?《管锥编》大量引述中国古典文献关于“乐”比“诗”难作伪的材料，那么，历代古典文献对诗、乐、声的定义到底如何，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即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一、“诗”、“乐”、“声”的古典关系

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囿于单纯的文艺范围，而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功能。钱钟书在《管锥编·毛诗正义·关雎(三)》中引述的古典文献对诗、乐、声等概念的定义以及对三者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均带有此含义，这为诗作伪的结论埋下了伏笔。

首先，《毛诗正义》对诗的定义为“承也，志也，持也”，而当时诗歌创作的特点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尚书·舜典》)，即诗与音相和方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