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胎死腹中的法律文化透视

■李小萍

一、引言

法律文化是文化的一种，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透视法律现象，在于寻找法律现象发生背后的根据和意义。法律文化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组织甚至国家。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从其出生便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的文化环境和确定规则的社会，个人无力改变，只有逐步认同、适应。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其行为必然受它成员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制约，归根到底是受其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的制约。而国家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深受文化的影响，例如，即使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其具体的权力运行模式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都是“被决定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32)。法律文化通过语言、思维模式、政策等入口实现对现实的制约。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来说，同样要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制约、决定。

如果说法律的生命在于运用，则“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因此简称为《天坛宪草》)根本不是法律，因为它尚未发生效力，仅仅具有法律形式就胎死腹中了。从法的效力这个角度看，它没有任何可探讨的价值，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因为从人类制度史的角度看它，应是一种法律文献，属于法律文化研究的对象。[2](P2)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附则第53条规定:“本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以制定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