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祎华 欧阳友珍
典籍外译是现阶段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研究热情也很高,这与当前的世界全球化潮流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文学经典的翻译,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元曲和明清小说的翻译,存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两种译文并存的情况;哲学宗教类的老、庄、孔、孟、禅宗等理论性作品也有多语种翻译。中译外,尤其是中译英状况日益兴盛,令人欣慰。“但实际上,中外翻译策略之不同,翻译效果之差距以及发行渠道的畅通与否,现今已引起很多方面的关注,是进行专门研究和评论的时候了。”[1](P5)
要实质性地推动翻译工作的顺利进展,很有必要审视当前的跨文化交际的条件和环境,思考怎样用西方的语言和思维来讲我们的事情。在此,笔者以文化和翻译的关系为出发点,在文化翻译观的理论基础上,解读《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和大卫·霍克斯英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而探讨当前中国典籍外译策略的选择。
中国翻译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五个时期:佛经翻译时期、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时期、清末以学术翻译为主的综合翻译时期、20世纪上半期的综合翻译时期和20世纪下半期的综合翻译时期。[2](P92)中国目前处于第五次翻译高潮,翻译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有着紧密联系,脱离翻译来进行文化和信息交流是难以想象的。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征,文化交流的需要是翻译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