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光鲜和隐痛——说说赖妙宽小说《城里城外》

2012-04-25 08:58朱鹭琦
福建文学 2012年8期
关键词:苋菜爆炸案前夫

朱鹭琦

闽南作家赖妙宽的新作《城里城外》(鹭江出版社)讲述的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闽南城乡结合部在“村改居”工程中的故事,作家用娴熟的创作技巧和朴实无华的语言,全方位展示现代农民在这场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促动我们深刻思索当代农村发展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小说先是以一起汽车爆炸案开篇。且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场景,在闽南城乡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一起汽车爆炸案给这个地方带来的震撼绝不亚于美国向广岛投放的那颗原子弹,以至于一个亲眼目睹爆炸案的老农因光荣地四处重复所见而忽略了伤口感染破伤风而死。小说一开场,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场景中,人性的猎奇、冷漠被作家淡淡几笔就勾勒出来。作为报社记者的“我”主动陪同指导员办案,作家把这起汽车爆炸案和一个家庭的爱恨情仇联系起来,甚至和一座连接城乡的桥有关,设置了种种悬念,仿佛是要读者带着“苋菜为什么要杀人”的疑问跟随作家往前走,苋菜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是对前夫间接害死其父亲的怨恨,是对前夫软弱无能的厌烦,还是对前夫离婚后的暴富不满,更或是对前夫居然也有胆回来竞选村长的鄙视……作家并不直接告诉读者,只是把这些故事如衣裳般一件一件铺展在读者面前,花红柳绿、是黑是白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在读者恍然苋菜杀人的根源居然是对自身是农民而不是市民身份一事的耿耿于怀之时,文章的另外一条线索——“征地拆迁”也逐渐清晰起来,随着征地拆迁所引发的村长竞选事件,种种利益的纠结让田中央这个曾经水仙花香氤氲的地方变得复杂错综、人心荡漾。而田中央在改造成“在水一方”之后,这个农村不是农村、城市不像城市的地方,又有哪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呢?作家用她冷峭不失诙谐的叙述方式,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在人们趋之若鹜地追求金钱、权力、利益的同时,一些古老的、纯正的人生观念也正在逐渐消失。当田中央一类的地方根据城市规划向现代工业文明逐渐过渡之时,设施先进了,人们富裕了,而人心散了、风气差了。掩卷深思,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或是退步,这应该看做是农民的幸或不幸?面对这种状况,是该顺其自然,由其自生自灭,还是应适当加以引导,促其良性发展呢?

小说在情节设计上是环环相扣、迂回前进的。故事情节交替出现,貌似独立,又暗含关联。时间和空间的穿插,使故事悬念迭出、曲径通幽,阅读起来也波澜起伏,颇值得回味。第一人称但却非当事人的叙述角度,使读者能全面地窥知每个人物的所思所想,同时,伴以指导员句句点睛之笔的话语的补充,又带有提点和评价作用。叙述的舒缓有致、恰到好处也是小说的特点之一,无论是闽南语的引用还是谐谑调侃的话语,既没有大张旗鼓的渲染,也没有缩手缩脚的压制,轻轻一挑、点到即止,留下无尽的思索和探寻让读者自己领悟。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和灵魂,十几个人物在小说中鱼贯而出,全景式映像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底层的方方面面。这其中苋菜则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她既心高气傲又自卑无助,她有坚强、侠义的一面,又柔婉、温顺不失大气,她的一辈子在苦苦挣扎和不甘中度过,亲手制造出的爆炸案更是增加了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作家始终把这个人物放在一种矛盾和分裂的状态下,用一个个生活细节和故事拼图般还原底层人物的生活面相,一语中的地指出,苋菜们的苦难并不完全来自物质生活的匮乏,更来自于精神世界的茫然、空虚及人格尊严的被藐视、践踏。小说还有两个特殊的“人物”值得一提,那就是老牛旺伯和黑狗白鼻,它们仿佛化身为传统农业文明的殉道者,尤其是在小说结尾以寓言的形式的出现,更与人类的躁动不安、蝇营狗苟形成鲜明的对比。

小说洋溢着浓浓的闽南文化韵味,我想这也是赖妙宽小说一以贯之的独特之处,她的笔好似从来没有离开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首先体现在语言上,很多方言俚语被作家巧妙地翻译过来,例如“唤头声的”、“讲没有路”等,细腻传神,既保持了原有的寓意,又让不熟悉闽南文化的人能够意会。其次体现在乡村的生活情景上,小说中的田中央天是那么蓝、水是那么清澈,水仙花香缭绕,田中央既是作家精心营造的美妙世界,也可以看做作家情感栖息的精神家园,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那块最柔软、最干净的地方。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水仙花、小镇街景、祖祠、石旗杆等,都是闽南特有的景物;同时一幕幕吃喝拉撒的生活场景被作家细化得生动有趣,富有闽南气息。作家曾任镇挂职干部,对农村生活有丰富的体验,并将之化为创作资源来展开,方能有这般栩栩如生的生动描写。

这是部现实题材的作品,直击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软肋。应该说这种题材紧扣时代脉搏,也为许多作家所热衷。但我觉得这样的题材并不好处理,写得满一些,有可能是那种大义凛然、花团锦簇的主流派;而下笔狠一些,则似乎成了一个高举文学旗帜的打黑英雄,以鞭挞宣泄世俗恶浊为快。诚然,这些都不是生活的真实面目。作家曾言: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有两个“我”,一个隐身市井,和笔下人物同喜同悲;另一个则站在高处,不动声色地俯视众生百态。作家确实做到了两个“我”的统一,一个“我”浅显直白、不急不躁地讲故事;另一个“我”却手持长矛刺向读者内心,在让我们心悸的同时也引导、启发我们思考。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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