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谱系的当代言说

沉浸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想象中，泱泱中华在自恋和自大中度过了数千年。那时候，国人期待着“四海臣服，八方来朝”的太平盛世能永遠延续下去。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列强的炮火震碎了国人的美梦。国人突然发现，以前为我们所不屑的“化外之民”，竟然凭借着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大门，掠夺了我们的资源。于是，无论是面对陌生的西洋人还是熟悉的东洋人，中国人一下子就自惭形秽起来。

于是有人开始自问：中华民族为什么落后了?思想的手指搭在民族的动脉上，启蒙者们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洋务派认为中国之弊在科技，魏源、张之洞、李鸿章等给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药方。他们办工厂，兴实业，修铁路，建水师，却因甲午一战几乎前功尽弃。

康有为、梁启超认为弊在体制，于是他们推动戊戌变法，倡导学习西方、改革政治和教育，最后的结局却是谭嗣同等“六君子”在京城的菜市口洒下了革命的鲜血。

严复认为中国之弊在“弱与愚”，于是他引达尔文“物竞天择”的学说，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图中华民族之自强自立。但在那个万马齐喑的社会，一介书生的声音最终湮灭无闻。

鲁迅等人认为，中国之弊，在于国民劣根性，在于国民的奴性和无特操，于是，“五四”一代启蒙者高举“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大旗，掀起了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但启蒙的呼声毕竟被救亡的炮火所掩盖，思想启蒙戛然而止。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之弊，在于一个“酱”字，但对于如何清洗中国文化这个大酱缸，柏杨先生却没有提出多少有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