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戴老

2012-04-29 00:44:03邵益文
出版科学 2012年6期

邵益文

戴老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回想往事,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也经常在我脑海泛起,有时竟忘记他已经离开我们了……

我开始知道戴文葆这个名字是在1983年,那时正是“文革”以后,各出版社开始评高级职称,我当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具体张罗这方面的事。人民出版社是出版界评高级职称的全国试点,文化部出版局主办的内部杂志《出版工作》又作了报道。为了更好地掌握评审标准和具体做法,我和中青社人事处的同志,就去人民出版社“取经”,总编辑张惠卿和其他有关同志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经验和情况。在谈到如何掌握编审这个标准时,他谈到了戴文葆同志,并且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评编审,他们就树立了戴老这个标杆,接着谈到他的知识水平、编辑经历、工作成就等。我听了以后,肃然起敬,心里想这个标杆可能太高了。但当时正是评审工作全面推开的初期,上面的精神是从严掌握,后来《出版工作》刊登了戴老的材料,他实际上是我国出版界1983年评编审的样板,或者说是“标准”的具体化。这使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戴老真正接触,相知相识,还是在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草创之时。1984年初,我奉调到文化部出版局工作,具体负责筹建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1989 年8 月后改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这项工作是根据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的有关精神具体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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