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滨

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开篇说,他写这部史诗的用意是“Justify the ways of God to men”(向世人辨明上帝的公正之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计划产生,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也应该包括诗人自己)常爱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能够而且已经控制了一切的话,人类到底有多少自由?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生命之中究竟有多少是生来注定了的,有多少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在作出所有选择之前,有一件事我们无法选择,也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的“出身”:在科学的今天,它不仅是一个文化或政治概念,更是一个实在的生物学概念。经常听到有所谓沉重的“肉身”的说法。的确,人生来便被固定在这“肉身的监狱”之内,不管它是上帝造下的,还是父母赐予我们的。我们的一切行为只能以它的四维为限;当然,它的四维尺度究竟几许也就成了我们探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了。
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很可惜,能了解人类自身却是件极难的事。在上帝渐渐失去权威之后,智者们开始纷纷寻找到新的、或许更加具体地解释人类“出身”的理论。从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的遗传学说到20世纪初的基因学说,再到1953年佛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发现DNA结构,人们终于盼来了生命之书的密码被破译的一天。上世纪90年代,人类在生物科学方面最伟大的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The Human Genome Project)更是震惊了整个世界。如果此计划最终完成,则生命中的所有秘密将不再是秘密,不但每一种疾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都可以找到,并且每一个个人的可能生命轨迹都将被提前预知,至少大众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