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亮
《字典》使我认识汉字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饥饿是迎接我的第一份礼物。奶奶常说,那时,我的小木碗几乎不用洗,每次喝粥后我都会用舌头舔得锃光瓦亮。到了上小学当口,文革又让我遭受了精神领域的饥饿。除了《毛主席语录》,就是内容单薄得几乎没啥营养价值的《语文》和《算术》课本。
叔叔当时在村上教小学,看我整日举着语录本到处猴窜,心里很是着急,于是,他每天都抽空让我识几个字,自然是从“毛主席万岁”教起。渐渐地,“我爱北京天安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也都刻进我的记忆里。建国初期上过三年夜校的爸爸对叔叔的工作很是配合,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把我的肚皮当做黑板,把他粗糙的手指当做笔,将当天叔叔教的字再帮我理一遍。另外,爸爸还教我写一些常用的汉字,如一、二、三、四……十、百、千、万……牛、马、羊、猪。爸爸念叨一个字,我就在他手掌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来。有时,爸爸还让我爬在床上,在我瘦削的背上写字,锻炼我的判断力。
就这样,半年时光过去,我已能认得二三百个常用字了,叔叔从学校带回的《光明日报》派上了用场。不知多少个夜晚,全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听我用稚嫩的声音嗑嗑巴巴地读着报纸。当然,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会问叔叔,但叔叔的文化水平毕竟有限,对我的提问也经常是没有正确答案,只好先记下来,第二天再到学校去问明白人。有一天,报纸上的“传真照片”四个字把全家人都难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