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伊始,有关其性质和命名的争论就从未停息。从强调相对于古典文学之新的“新文学”;启蒙论与阶级论相抗争的“中国现代文学”;到凸显文学自主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到宽泛而模糊的现代性视角的引入,在关于自身性质与价值判断的不断更新中,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既释放出历史阐释的巨大思想活力,又在命名的不稳定性中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困境,解决问题的可靠路径,就是重回历史现场,梳理出自身的历史生成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重新为自身的命名奠定坚实的历史依据。循此思路进入历史,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孕身于两个具有不同历史生成机制的时段当中: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有了这样两个不同的时段,为重新进入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在相互参照和相互发明中为我们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诸多症结留下了极大阐释空间。其中的症结之一就是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民国时代恰好处在传统农业经济和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联中完成了自己的转型。民国时代的作家有什么样的现代经济生存体验?以现代出版传媒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市场为作品的流通提供了怎样的生存空间?被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为作家形成了哪些有别于传统的现实兴奋点?现代经济体制怎样激发人又如何压抑人、经济作为社会存在的要件之一又怎样赋予现代文学别样的审美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