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无文”和“不美”的价值

黄灯 杨胜刚

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已经很多。过多莫衷一是的纷纷议论对它并非好事，因为底层文学写作已经面临被不断增值的话语泡沫淹没而不知所终的危险。在这场热议中，有一种反感和拒斥底层写作的倾向值得注意。有论者坚持文学的非功利立场，认为“小说承担的应该是它本来应该承担的‘娱乐和‘美”，“底层关怀与写作”的倡导是“重新启动左翼文化的陈旧话题”，进而否定其价值[1]。有论者认为底层文学及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被一些人所操控，排斥异己，对不同意见者构成危压，因而心怀抵触[2]。也有论者指出，底层文学所依恃的是道义的优越，当下对底层文学的倡导，以“政治正确性”压制“文学性”，以“道德标准”取消“艺术标准”和“艺术自律”[3]，因此对“底层文学”持不认同态度。

其实以表述底层百姓生活之艰辛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不被看好。早在唐代，白居易就在感叹表现黎庶之苦的诗歌的时乖运蹇。他曾针对唐代的诗歌写作指出，“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以沉郁顿挫、关注国家时运和民生疾苦著称的“诗圣”其千余首诗只三四十来首是在咏叹民生疾苦，这一比例是多么的微小。即使是这些数量些微的诗作也遭到文坛和上层社会的整体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