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地理梯度”警示

刘西曼

截至2012年8月初，中国大陆各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GDP增长速度排名已经发布完成，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增速分别为7.2%、7.2%、7.4%、7.4%，成为仅有的四个低于8%增速的省市；而重庆、贵州、四川、陕西的增速则分别达到14.0%、14.0%、13.0%、13.0%，均位居全国各省份的前五名；中部地区的增速则多数位居中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西高、东低、中平均的“地理梯度”。

如果我们进行以下简单的对比，20年前，亦即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发端的时候，东部地区因受益于改革开放、轻工制造业大发展一直领跑，东部地区增速往往在10%～15%这个区间的上限发展，远高于中西部，经济上的“地理梯度”是东高西低；而在10年前，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以及重工业的发展，东中西部的增速一度比较接近，全国也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速。

关于这些现象，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各个维度进行过解读，我希望从“经济红利”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的再解析。

经济的“地理梯度”源自各种红利

20世纪80到90年代，东部地区特别是江、浙、粤、沪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三大红利：市场化政策、地理优势和中国整体的人口红利。因为中国在漫长的转轨过程中，优先给予广东、上海等地若干先行先试的政策，这也导致人才、资金优先向这些地区流动，这是一个先导性的驱动力。在这个驱动因子作用下，这些地区充分利用了自身拥有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出口为导向，盘活了低端和中端制造业，也让全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趋之若鹜——从而让三者形成了合力，最终促使当地经济长达30年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