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的兴起与报告文学的没落

申霞艳

近年来，文学期刊的栏目变动呈写实趋向，如《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花城》的“家族记忆”，《上海文学》的“惘然拾忆”，《作家》的“记忆·故事”，《钟山》的“非虚构文本”，《收获》的“田野手记”、《山花》的“非常记忆”等栏目；刊出了一批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品，比如“非虚构”栏目推出的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潇湘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郑小琼的《女工记》；“家族记忆”中荆歌的《父亲·母子对话》、北岛的《父亲》等作被多家选刊选本转载，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回应。

在图书出版领域，美国记者何伟的《寻路中国》、《江城》，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诗人王小妮的《上课记》、赵越胜的《燃灯者》等著作也得到读者的普遍青睐。我以为，这种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领域内的趣味变化值得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风尚。文学就像钟摆一样在实与虚之间摇摆，二者之间的平衡坐标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取向。

在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率先占据了上风，这既是“十七年”革命文学的遗风留韵，也是当时控诉“文革”、重申历史主体性的时代需要；清新的改革时代气息需要各行各业的榜样，文学的宣传功能首先被开发，报告文学应运盛行、分外妖娆。随着对“西方”的走近，“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流派就大张旗鼓地涌现了。尤其是先锋文学掀起了一股形式实验的热潮，大家对叙事的热情呼啦啦地超过了描摹现实。但商品经济启动带来现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