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又“红”了

唐元恺

10月影坛，因莫言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而冲淡了“十月围（电影）城”战绩不佳的窘境。

“攀缘”一下，笔者曾有幸在饭桌上坐在莫言身旁，那是影片《红粉》的一次研讨会后。他没有像自己曾描绘的“吃起饭来奋不顾身”，话也不多，只是很留心地听别人说，但一开口，又往往“很逗”，却明显不是有意的，也就全无某些人“幽默未遂”的尴尬。后来又邂逅过，听他偶尔提及家乡、童年与生活，多少感受到那是其创作的触发点和灵感的永久源泉。故乡高密比他“出名”早很多，其“扑灰年画”——中国一绝，全国独此一家，世界上也属独特画种，与这里的泥塑、剪纸被看作中国民间艺术“三宝”。“小时候就向往将来当个手拿快板讲出自己心里话和故事的说书人。”莫言说。

此前，小说《红高粱》红时，我们没能找着莫言，却总算请到张艺谋来大饭厅礼堂放尚未公映的同名影片。黑暗中，看不清周围同学反应，但从左边一位老师张开的嘴上可以看到某种讶异——电影能拍得这么酣畅或者说“放肆”，也从右边一女生的轻声中依稀听到褒奖：中国电影也可以拍成“这样”了！

散场后，我们几个同学送张导进车前，想听其再言上几句，但他几乎“莫言”，却提到莫言的名字，并笑曰“他小说好”。

于是，至少我们班迅速流传两本书：王朔的《顽主》（《收获》杂志）和莫言的《红高粱》（复印本）。但与前者一年几上银幕造就“王朔年”不同，20多年来莫言作品变成影视剧的也就那么几部，其中张艺谋占了俩：《红高粱》和《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