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汉、大唐帝国时代,是中华民族洋溢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时期。
在西域,这种英雄、浪漫主义表现得更为昂扬、豪迈。
继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东汉班超又以“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的豪情远志,书写了丹青史册一页“投笔从戎”的千古佳话。
延及唐代,陈羽的《从军行》“海畔风吹冻泥裂,梧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岑参的《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一首首万古传唱的雄浑边塞诗,让我们感知着曾经发生在西域这片神奇大地上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当然,豪言是可贵的,史诗是美好的,而维系战争之后边疆的和平稳定大局,则必备一定的基础。
应该看到,无论是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断匈奴右臂”的国防奇策,武则天撤销与恢复“安西四镇”的当朝廷议,还是大清晚期重臣李鸿章、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回眸历史,审视现实,预测未来,中国历代决策者对西域是重视有加的,并形成相对一致的国家战略构思:中华陆域国防重心,莫过于西北边疆。
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但凡统一强大的中原王朝,无不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对西域多有作为。
西域的稳定,首先依赖于一定的经济保障。
自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初设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渠犁)、伊循城(楼兰)和车师前部交河城驻军镇守、屯田戍防肇始,历代王朝均以在西域实施“屯垦戍边”为国防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