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官员“爱恨”交加背后的权力逻辑

唐亚林

在县乡基层工作过的人都会有一种切身的体会，就是每年面对来自“上头”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调研、考察烦不胜烦，可却奈之莫何，甚至要将三分之一的日常工作时间用在迎来送往之上。久而久之，形成了既怕“上头来人”，又欢迎“上头来人”的复杂矛盾的文化心理。据《新华日报》记者2010年底对广东、浙江、江西等东中西部10多个省区市50多位县委书记的访谈，发现“多”和“累”成为县委书记们日常工作的代名词，即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县委书记们感觉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将很多精力用在协调沟通各种关系上，每年参加会议、应付检查指导的时间就占去很多，难以深入到基层研究问题。

这种基层工作既怕“上头来人”，又欢迎“上头来人”的中国式悖论与特色，反映了现行体制的运行逻辑：一方面，现行体制中权力单向对上负责机制无以产生对下负责的动力，一旦基层权力运行出现了偏差，只有靠上级权力的介入与干预进行问责、纠偏和矫治，因此必要的检查、考察是必须且不可缺少的，这是确保整个现行体制良性运作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整个现行体制的绩效需要靠各个不同层级的地方主体的分头行动和各自突围，以期取得整体绩效的提升和合法性的巩固。而各地差异性非常大，具体发展方略与路径选择需要靠地方领导人的智谋来决断。可这种智谋在实践中往往呈现不同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