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舟
在讨论人类演化过程之前,其实我们应当先简短地回顾一下在过去这段期间,有哪些假说被用来解释人类最初的起源。有趣的是,通常每一个广为流行的新假说都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例如,达尔文认为精制石头武器对于创造整套技术、双足步行以及扩增脑容量的演化史非常重要。这个假说显然反映出当时流行的想法:生命是一场战斗,唯有靠进取心和努力才能赢得进步。这套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潮不仅充溢在科学界,并且摆弄着演化途径——当然也包括人类演化在内。
到了20世纪初,英國國王爱德华式乐观思想全盛之时,“大脑以及其中的高层次思维”被认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因。这股风行全球的社会思潮在人类学界造成的影响是:最初推动人类演化的因素并非两足步行。而是扩增的脑。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全世界都被笼罩在科技的神奇魔力下,于是,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肯尼思·欧克利提出的“人类,器具制造者”的说法又大大盛行起来。接着,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来袭时,有人开始强调一项人与猿的邪恶差异,即所谓的同类自相残杀的暴力。这时,澳洲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1893—1988)率先提出的“人类,杀戮猿”的说法广为接纳,也许是因为它替战争的恐怖现象找到了某种解释(或借日)。
20世纪60年代末,人类学家转而相信“采食狩猎的生活方式是人类起源的关键”。许多调查小组开始研究生产技术仍十分原始的现代族群,特别是到非洲研究昆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