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奇》的家庭教育价值初探

田聪　薛迎宾

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其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婚姻恋爱题材，并以家庭生活描写为主。《传奇》是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于1944年8月初版，共收入《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心经》《琉璃瓦》《花凋》等10篇中短篇小说，后来，《传奇》又在再版本（1944年“杂志社”再版）和增订本（1946年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初版）中陆续收入《红玫瑰与白玫瑰》《留情》《鸿鸾禧》等5篇作品。《传奇》是张爱玲小说的代表作，已成为现代小说的经典。

张爱玲认为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正是人生飞扬的一面的底子。张爱玲用《传奇》扉页上的这样一段文字解读自己这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由此可见，张爱玲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凡俗的生活，不管历史的车轮如何滚滚向前，《传奇》中的人物热衷的都是柴米油盐、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谈婚论嫁，躲不开、离不了的都是爱人、情人、父母、儿女，各种拐着弯儿的亲戚。总而言之，家庭是《传奇》演出人生悲欢的最大的、最主要的舞台。也正是张爱玲对婚姻恋爱、家庭生活的重视和生动描摹，让读者在品味作品中不彻底的人物、苍凉的手势和悲凉的人物命运之余，不得不关注到那一个个像是被蚤子啮噬过或啮噬着的病态的、充满着矛盾的家庭以及这样的家庭给予子女们的不当家庭教育。教育作用与价值在文学作品中是隐性存在的，本文在解读张爱玲的《传奇》时，尝试关注其中蕴涵的家庭教育价值并予以剖析，以期抛砖引玉。

《传奇》中充斥的自私、享乐的生活氛围警醒世人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教育的根本。

张爱玲是现代海派文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从艺术气质上把握了市民阶级的心理，开拓出都市民间的新空间，主人公大多表现为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传奇》的日常起居、家庭生活颇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洋场特色，并且几乎都是负面的，一派混乱，充斥着自私、虚伪、享乐甚至淫靡之风。《花凋》中的郑家，郑先生、郑太太小小的发了点财之后，便在女儿郑川嫦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并且在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墓碑的碑阴还有托人撰制着无限深情的话语：“……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1]161正当读者为其眷眷深情感动之际，作者的一句“全然不是这回事”^[1]161，揭开了郑家家庭生活和家庭氛围中的虚伪的面纱，展现出其自私、冷酷、耽于一己享乐的底色。

郑家除了郑先生夫妇，还有四个女儿三个儿子以及下堂妾，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混乱，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然而，“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1]163此外，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私，人人只为自己打算，只顾自己享乐，张爱玲在《花凋》中对于亲情与爱情的冷漠与厌倦描写得很是刻骨。郑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因此，她就格外被忽视。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

作者说郑川嫦在家里受的委屈，对于她实在是再没有过的严格的训练。这句语，不无讽刺意味地表明，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种家庭生活会对川嫦以及她的姐弟们有着怎样负面的影响。在郑家有“不停地嘀嘀咕咕，明争暗斗”^[1]164。正当最好年华的川嫦不幸患上肺病之后，她的亲人们最关注、最计较的是金钱，而不是她的生命。她的母亲怕她的先生知道自己有私房钱，不拿钱出来给女儿买药，郑先生的一番言语更是自私透顶，让人不寒而栗：“现在西药是什么价钱，你是喜欢买药厂股票的，你该有数呀。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1]178毋庸置疑，这样夫妻无爱、父母失和、亲情淡漠的家庭缺失良好的家风，是无法给予孩子健康的教育和幸福的生活的。传奇用鲜活的形象启迪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教育的根本。家風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世及生活习惯等，每个方面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

《传奇》展现的以拜金为主的功利性家庭教育价值取向警醒世人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教育的基础。

本文所说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主要是指人们对其子女教育价值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教育行为取向的标准，它基本上是在一定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定了家庭教育的方向、目标、方法、内容等家庭教育的方法内容。”^[2]我们在《传奇》中混乱、自私的家庭生活的表象之下梳理出其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功利。《琉璃》《花凋》中的女儿们有一个共性，就是美貌。对于郑家和姚家的女儿，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家庭给予她们的教育以及唯一目标和出路就是做“女结婚员”，并且要努力谋得好的婚姻。父亲用女儿们巴结人，谋求升职，女儿们也以嫁得好自矜。父母对女儿婚姻的要求就是对方有钱、有权势、地位，至于年龄、长相、性格、气质那是无须在意的，即使那个男人“椰子似的圆滚滚的头。头发朝后梳，前面就是脸，头发朝前梳，后面就是脸”^[1]142。对于不合乎父母标准的恋爱和婚姻，父母是要极力挞伐和阻挠的。

姚家和郑家乃至《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等白家女儿，正如作者对川嫦的评价的那样：“是没点灯的灯塔。”^[1]162没有独立的精神追求，没有灵魂，更缺乏平等、自由等现代意识，既是父母功利、享乐价值观的一粒棋子，也是牺牲品。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琉璃瓦》《花凋》等作品，读者会鲜明地感受到这些大家庭的家庭教育既缺乏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处世做人、以德为本的重德主义价值取向和诚信做人、重义轻利的非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也缺乏现代家庭应有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个人全方位发展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现代家庭教育应该以此为鉴，树立积极正向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

《传奇》中“去势”的父亲形象和男性形象警醒世人人格渗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

当然，家庭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仅父母影响孩子，孩子也对父母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家长的角度进行讨论。本文所说的“人格”不是指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个人品质或者名誉，而是指这个人所思、所言和所行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传奇》中男性形象遗老遗少不少，家里虽然表面上维持着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模式，但是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生理上，张爱玲笔下这些男性形象已被“去势”，甚至干脆是缺席的，比如《金锁记》。“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3]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男性形象的精当概括。《传奇》中的那些父亲形象亦是如此，他们从外形到内心，从精神到人格，都是苍白空洞的。《花凋》中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张爱玲说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其生活经历就是连演40年的一出闹剧。他不仅保守、怯懦，而且极端自私，面对病中的女儿却这样抱怨“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1]178《茉莉香片》和《心经》中的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和许小寒的父亲许峰仪，虽然有着不俗的仪表，内心却充满阴暗。以聂介臣为例，他曾是纨绔子弟，对聂传庆的生母因爱生恨，并把这种怨恨转移到聂传庆身上，人格渐渐扭曲。在生活中，他没有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给予真诚的爱与尊重，而是以冷漠、刻薄、粗暴对待儿子，不仅造成儿子耳聋的残疾，还对聂传庆心理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聂传庆越来越孤僻、懦弱、沉溺、自卑、敏感，最终性格变态以至犯罪。在很大程度上，聂介臣是造成聂传庆悲剧的源头。

张爱玲在传奇中塑造了一群或徒有其表或身体残疾、精神残障的丑陋男性，他们缺乏高尚的人格，没有责任感，毫无积极、健康的精神追求，耽于享乐，已经与父亲原有的伟岸形象相去甚远，是失掉宗法社会赋予男性正统的精神的“去势”者。作为父辈，这样的丑陋人格及其表现出来的丑陋言行——狂嫖滥赌、昏聩丑陋、猥琐无能注定是无法给予子辈精神滋养和正向能量的。但是作为审美形象，他们依然有教育价值，给读者以启示。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不管是良好的家风还是积极正向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都需要家长言传身教，形成人格渗透。人格渗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方式，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总之，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的现代社会，《传奇》通过文学手段展示的家庭生活、家庭教育问题以及不当、不良家庭教育的恶果，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启示意义，可视为前车之鉴。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2] 张梅，胡学亮.日本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及其背景——兼与中国的比较考察[J].外国教育研究，2011（03）.

[3] 常彬.类型各异的男性世界——张爱玲小说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

[作者简介]

田聪（1971—），女，河北易县人，本科，保定学院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薛迎賓（1982—），男，河北定州人，本科，保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及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