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伊拉克女童

张闳

十几年前的一天，我一边吃着午饭，一边看电视节目“新闻30分”。电视里正在报道伊拉克的情况，是中国记者在介绍饱受军事和经济双重制裁之苦的伊拉克目前的处境。我并非对此有特别的兴趣，也不怎么相信媒体的宣传，只不过习惯于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即使看到一些伊拉克境内满目疮痍的镜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平心而论，我对那个遥远的国度没有多少了解，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感情。我当然不会恨他们，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爱他们。对于他们跟西方国家的恩恩怨怨，也不甚了解。看见街头上的伊拉克人，我甚至还这样想：他们看上去好像还不算太糟糕，无论是脸色还是穿着，比我小时候看见的中国农民的处境似乎还要好一些。

我就这样边吃边看。我看见一名中国记者正在伊拉克的一所小学采访。记者开始询问孩子们的状况，然后检查他们的书包。一个小男孩打开自己的书包，可以看出里面比较空洞，只有寥寥几本破破烂烂的课本和练习簿，还有一个铅笔头。记者从书包的底部掏出这个铅笔头，向摄影镜头展示……这些都没什么。当初我们上学的时候，书包里的家当也不过尔尔。况且，根据我的经验，这些镜头是特意安排的也未可知。所以，我依然是漠然地边吃边看。

这时，男孩身后的一个小女孩忽然哭起来。这一意外事件来得很突然，显然让在场的人都不知所措。记者愣了一愣，然后转向小女孩，问她为什么要哭。小女孩一边啜泣，一边哽咽地回答记者的问话。翻译解释说，这个女孩哭，是因为自己连像同伴这样的铅笔头都没有。

仿佛有一种莫名的魅力，这一新闻片段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突然哭泣的小女孩，带给我一种无可言状的强烈的内心震撼。我甚至至今还能准确地记得这则新闻播放的日期—1999年10月20日。

接下来记者开始发表议论，努力向我们证明对伊拉克的种种国际制裁的不合理性。但我所感到的内心震撼依然与伊拉克无关。我对国家之间的政治争端没有兴趣，我关心的是任何一个地方具体的个人的痛苦或快乐，我关心的是一个具体的孩子因为贫困而遭受的内心委屈。是什么样的忧伤和委屈，使这个女孩突然会在一群陌生的外国人面前失声哭泣？

这个没有铅笔的小女孩，我相信她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姐妹，一个关于贫困、关于孤苦无助的小生命的永恒象征。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我看到了整个人类的脆弱和无助。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一个短短的铅笔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这么一点小事，似乎并不值得如此伤心，因为更沉重的生存压力还在后头。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它更是渺小到了极点，国家政治往往只关心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但对于这个小学生而言，一个铅笔头却是她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甚至就是她作为学生的全部。她的全部的快乐和忧愁、愉悦和焦虑，乃至她的个人价值和尊严，都维系于此。毫无疑问，在这个小女孩的世界里，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艰辛，她对于一个铅笔头的渴望，也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欲求无关。毋宁说，这是人对于自身权利和尊严的最起码的诉求。然而，贫困的“毒素”是如此之深地侵入到这个孩子的心灵深处，对她的情感和尊严构成伤害，成为她的噩梦。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也无法补偿的。

令我不解的是，我始终不能明白诸如国家政治的对抗、种族仇恨、领土纷争、文明冲突……这些严重的国家政治行为，究竟为的是怎样一个价值目标。我只能假想，如果政治家们能够抛弃那些冠冕堂皇的、空洞的政治理念，抛弃自身和集团的那些狭隘的蝇头小利，关心一下各自国度中的每一个公民具体的生存处境和情感，关心一下那些因为贫困或者其他原因而悲伤的每一个孩子，这个世界的面貌也许就大不一样。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这些一厢情愿的假想，自然无力付诸实践。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显然是在某个环节出了毛病。如果那些严重的国家政治行为，尚不足以消弭一个小女孩的眼泪的话，我不相信它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不相信它能够给全人类带来福祉和安宁。它很可能就是一些错误的、本末倒置的行为。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在这个小女孩的眼泪面前显得轻如鸿毛。

我相信，这样的孤苦无助的女孩、这样的突然哭泣的女孩，显然并不只是战火中的伊拉克的特产。她可以是黑种人、黄种人，也可以是白种人；她可以居住在阿富汗、索马里、阿根廷甚至是美国，当然，也可能就在中国，在我们身边。

时间过去很久了。今天，恐怕没有人还记得那个小女孩，无论是记者还是观众。但贫困依然存在，孤苦无助的小女孩的眼泪恐怕还没有擦干。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这个无助的孩子，也不知道那个小女孩现在怎么样了。但愿她已经有了一支铅笔，哪怕只是一段短短的铅笔头。